刚刚过去的8月31日，农历七月二十八日，是个普通的日子。然而对众多“苏迷”而言，这一天非常重要，是苏轼逝世纪念日。公元1101年农历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常州病逝。

北归途中，苏轼曾经与朋友一起到金山寺，在金山寺中看到了李公麟给他画的画像，无尽感慨涌上心头，写下了那首含泪带悲的《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关于苏轼的长相到底如何，李公麟版应该是最接近他的，黄庭坚共有三首《东坡先生真赞》，其中一首题在李公麟画上的：“岌岌堂堂，如山如河。其爱之也，引之上西掖銮坡。是亦一东坡，非亦一东坡。槁项黄馘，触时干戈。其恶之也，投之于鲲鲸之波。是亦一东坡，非亦一东坡。计东坡之在天下，如太仓之一稊米。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终始。”

李公麟的画，黄庭坚的赞，苏轼的人格魅力，和合之美，让后人看到的是一个最完整、最真实、最立体的中国文人的形象。

李公麟，字伯时，号龙眠居士。李公麟为苏轼画过不止一幅画像，而苏轼写给李公麟的诗文也多达近40首（篇）。

李公麟曾自白，他作画就是和诗人作诗一样的，以画来吟咏性情“吾为画如骚人赋诗，吟咏性情而已”。苏轼也说，李公麟本来就是诗人，是用诗来作画：

龙眠居士本诗人，能使龙池飞霹雳。

龙眠胸中有千驷，不独画肉兼画骨。 

在苏轼的传世书法作品中，草书并不多见，往往以醉草呈现。苏轼十分喜爱唐代怀素的草书，经常临摹，得其精髓，一幅“人人送酒不曾沽，终日松间挂一壶；草圣欲成狂便发，真堪画作醉僧图”惟妙惟肖。李公麟欲罢不能，据此创作《醉僧图》，引得乾隆皇帝爱不释手，多次题跋，八处提及苏轼、东坡和老泉，为东坡与老泉的研究考证提供了宝贵的真材实料。

乾隆为此卷题引首“灯影往来 游丝无迹”，并先后题跋四次，从这些题跋可以看出乾隆皇帝鉴赏此画的心路历程。  

《醉僧图》卷中，苏轼草书题跋：

人人送酒不曾沽，终日松间挂一壶；

草圣欲成狂便发，真堪画作醉僧图。

草书之后，还有一位署名“东村 ”的长跋，提及“老泉山人学书”和“老泉自成一种风格”：

唐僧怀素，以草书名天下。唐贤善书者，亦推重之。素有《自叙》一篇，备载诸人之词。素深喜绢书，吾家前后所得数轴，了无纸上一字。最先所得，乃《人人送酒》之诗也。老泉山人学书垂四十年，每爱此诗，时时写之，不下数十张矣。龙眠李伯时，因是诗遂作此画，颇能状醉僧之态，而老泉所书，自成一种风格，所为二妙图耳。

乾隆在第二次题跋首次出现“老泉”二字，并与苏轼狂草题跋相呼应：

白衣送酒似渊明，不著送为公与卿，

己足高传醉僧趣，  书时那繫老泉名。

乾隆在第四次题跋中，详叙他的考证所见所思及所得：

按是图：卞永誉《书画彙考》《送酒诗》下，缀有“老泉书怀素诗并仿其草法”十一字。又诗后有跋，署款云“东村闲居方外堂字书”，亦不识其为何人。今按《图画见闻志》载张僧繇作《醉僧图》，怀素有诗，即此绝句，载《全唐诗》。戏鸿堂刻是帖，则云“或东坡曾书此诗，为人误入集中”，而卞永誉《书画彙考》载此图之董跋，又以为老泉书。则其昌说已歧出矣，而是卷中董跋亦失去，又《苏轼集》载是诗，题作《题怀素草帖》。是一诗也，或云怀素，或云东坡；一书也，或云老泉，或云东坡。鉴赏者但当论书画之佳否，不必泥记载之纠纷，与其轻信，无若阙疑。

乾隆甲辰新正再识。

围绕如何鉴赏传世画作《醉僧图》，乾隆作了大量考证工作：

一是他查阅了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上面记载在草书题跋《送酒诗》下面，还有一句“老泉书怀素诗并仿其草法”十一字，再次提到“老泉”。二是《书画汇考》也记载草书后面署名“东村”的题跋，但他不知道作此题跋的人是谁。三是《书画汇考》还记载图卷曾有“鉴藏专家书画高手”之称的董其昌的题跋，董跋也认为草书《送酒诗》是老泉所书，但董跋后来被从《醉僧图》中移除了。四是考证了草书题跋《送酒诗》的诗作者就是怀素，是怀素看了张僧繇的《醉僧图》写的，被收录在《全唐诗》。而东坡恰巧也临摹这首诗，被误收到李公麟《醉僧图》。奇怪的是《苏轼集》也有这首诗，题目改成了《题怀素草帖》。

乾隆的结论集中在两点，一是《送酒诗》是谁写的，要么是怀素，要么是东坡；二是草书题跋是谁的手迹，可能是老泉，也可能是东坡。为此，他建议，后人在鉴赏书画作品时，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呈现的书画作品本身，好好品味佳作带来的愉悦观感，而不必过分拘泥纠结作者身份真伪。对此考证应该慎重，如果匆匆下结论，偏听盲信，不如暂时搁置，留待证据充分了再作定论。

显然，反复把玩《醉僧图》，乾隆也注意到了《醉僧图》的疑点，也在困惑，那个署名“东村”到底是谁，为什么如此不知名，却被收在了画卷？也在纳闷，大名鼎鼎的董其昌，为何题跋反倒被从画卷中移除？

在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中，董其昌的题跋全文是：

余尝见李龙眠《山庄图》用墨，妍秀设色精工， 真如入摩诘之室。若其画人物佛像，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若游丝回环无迹，虽吴道子顾虎头不能过，于此卷可见。此卷因老泉先有醉僧诗，伯时乃为补图，正所谓合之双美也。董其昌观于惠山舟次。

那位不知名的“东村”在题跋最后写到：

龙眠李伯时，因是诗遂作此画，颇能状醉僧之态，而老泉所书，自成一种风格，所为二妙图耳。

而鉴赏大家董其昌也认为

此卷因老泉先有醉僧诗，伯时乃为补图，正所谓合之双美也。

东村认为“二妙”，其昌认定“双美”，隐隐约约，乾隆也认为《送酒诗》可能就是东坡作的，草书题跋也是东坡写的，东坡和老泉可能同为一人。但是他没有十足把握，为此一言九鼎的他，罕见地豁达表示：

鉴赏者但当论书画之佳否，不必泥记载之纠纷，

与其轻信，无若阙疑。

那位不知名的“东村”，其实非常有名，他的两个弟子唐伯虎和仇英比他更加有名。在清代卞永誉编纂《式古堂书画汇考》之前，明代郁逢庆曾编纂《书画题跋记》，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书画题跋记》详细记载了李公麟《醉僧图》中有关东村和董其昌的题跋，郁逢庆本人也曾为东村的作品题跋。查阅相关资料，明代著名画家周臣，字舜卿，东村，一作东邨，擅长人物和山水。其实，乾隆本人也在周臣的多篇作品上题跋，曾留有御笔“每图优雅意，真弗愧周臣”。周臣在自己的画作上题识“东邨”，在给别人的题跋上署名“东村”，难怪乾隆一时对不上号。实际上，卞永誉编纂的《式古堂书画汇考》在郁逢庆《书画题跋记》的基础上，已经将“东村”修定为“东邨”，只是乾隆或许先入为主，或许一时眼花，居然对“东邨”视而不见。

其实，乾隆在卷首题写的“灯影往来 游丝无迹”八个大字，就是浓缩了董其昌在《醉僧图》题跋中的话，而董其昌恰恰引用的是苏轼评论吴道子画作时一段话。如果乾隆早点认识到“东村”就是“东邨”，东村就是周臣，周臣认为是李公麟因老泉山人《送酒诗》而作《醉僧图》，或许乾隆对“二妙”和“双美”会作出更精辟的回应和互动，“老泉”和“东坡”之间的对应关系只差那么一点点窗户纸。

更有意思的是，虽然《送酒诗》后以《题怀素草帖》收录在苏轼诗集里，其实既非怀素所作，也非苏轼所作，而真实的诗作者另有其人，曾枣庄主编的《三苏全集》在《题怀素草帖》附录了这样一句话“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卷中：此即郭功甫所作。”

郭功甫何许人也？他就是北宋诗人郭祥正，字功父，一作功甫（颇似周臣，字东村，一作东邨），自号醉饮居士，宿处自号醉饮庵，曾作《醉饮先生传》。郭功甫年长苏轼一岁，二人政见不同，却经常互赠诗画，唱和频繁，苏轼最著名的《功甫帖》就是苏轼写给郭功甫的，二行九字，在2013年9月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拍出5035万元的高价。擅长醉草的苏轼书写醉饮先生的《送酒诗》也就不足为奇了。

苏轼也真写过一首《醉僧图颂》：

人生得坐且坐稳，劫劫地走觅什么。

今年且屙东禅屎，明年去拽西林磨。

这首《醉僧图颂》收录在《三苏全书》第15册第206页，姑且全文呈现，雅俗共赏。

据有关资料显示，山东博物馆收有周臣《观瀑图》，济南博物馆收有周臣《访友图》和《枫林停车图》。今年9月21日，山东常藏2024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震古烁今—中国古代书画专场》，将无底价拍卖周臣的一幅山水立轴。

说到拍卖会，笔者相继发现4枚钤在苏轼竹画上“东坡居士老泉山人”朱文长方印，分别出现在2005年5月北京瀚海、2010年10月北京蓝天国际、2019年9月和2023年12月横滨国际等拍卖会上。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与其轻信，无若阙疑。

呵呵。（文/王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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