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三千里炮火，马背做摇篮！

原标题：穿越三千里炮火，马背做摇篮！

来源：京华丹心

位于玉泉山下、昆明湖畔的北京市六一幼儿院，前身为成立于1945年6月1日的延安第二保育院，在迄今76年的岁月里，走过了从革命时期的红色“马背摇篮”到现代化幼教基地、儿童乐园的沧桑巨变，在中国乃至世界保教史上留下了一笔特殊的财富。

在北京市六一幼儿院的院史馆里至今都保留着许多珍贵的老照片和被称为“镇馆之宝”的木箱子。它们是珍贵历史的见证，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丹丹带大家一起走进北京市六一幼儿院，领略这些特殊的红色印记，了解关于“马背摇篮”的感人故事。

延安第二保育院

筹建延安第二保育院

1944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延安大批干部急需奔赴前线进行战略反攻，延安的广大干部都积极要求到前线去。为使一部分已经成家的干部上前线打仗能少些后顾之忧，党中央决定把这些干部的幼小子女和之前从敌后方转送到延安的革命烈士遗孤都托管起来。因此，决定筹建延安第二保育院。

当时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对建院工作做了很多重要指示，并亲自为第二保育院选址，定在了延安城北的小砭沟，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开阔，阳光充足，便于孩子们活动，生长发育，到1945年6月1日，延安第二保育院诞生了。

延安第二保育院做游戏的孩子（供图/北京市六一幼儿院）

保育员用生命保卫革命后代

1946年，国民党进攻延安，保育院全体人员奉命撤离。

保育院第一任院长张炽昌带领全体保育人员和136名孩子，在枪林弹雨中辗转3000余华里，历时两年十个月，在1949年将孩子们全部安全护送到北京，这就是著名的“三千里行军”。

炮火连天的年月，要带领136个年幼的孩子长途行军，除却翻山越岭的艰辛，还要防备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敌机的狂轰滥炸，可谓困难重重。交通工具也只有毛驴、马和骡子。孩子们年龄小，体质有强有弱，有的出发时就生着病。

在转移途中，孩子们被背过，马驮过，牛车马车拉过，多次遭到敌机的扫射轰炸，这样的转移，真是“一步一个困难，一步一个危险”。但是，保育员们坚决响应党组织提出的“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前行、一切为了孩子”的号召，不怕困难，不怕劳累，不怕艰险，不怕牺牲，从内心发出了“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的口号，用生命保护孩子们的安全。

延安第二保育院的孩子和保育员（供图/北京市六一幼儿院）

时任院长的张炽昌是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革命干部。面对这一艰巨的任务，他召开紧急会议进行动员，谈到如何在行军中保证孩子们的安全时，张院长号召大家摆问题，再逐步想出解决的办法。保育院各个岗位的同志都相继提出了具体问题，有人提出：行军途中，遇到敌机轰炸和扫射怎么办？张院长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在行军队伍的前、中、后部设立三个荷枪的防空瞭望哨，由军人出身的男同志担任。若发现敌机即吹响警戒哨，保育员听到哨声，立即把孩子抱出驮床，找就近的有利地形卧倒。为了做到临危不乱，还对全院工作人员和孩子宣布了防空纪律和防空措施，并进行了防空袭的常识教育和防空演练。所以，后来队伍在陕甘宁边区三十里铺村突遇敌机扫射时，工作人员能够按照预先演练的程序做好隐蔽，保证了所有孩子都安然无恙。

撤离准备过程中，保育员们为每个孩子缝制了大小各一个口袋，装上换洗衣物，还不辞辛苦地拆洗了全部的被褥，考虑到路上风大，为每个孩子赶制出一顶棉风帽。炊事员准备了路上应急吃的一千八百斤牛肉肉松、一千斤饼干、六百斤炒面和五百斤煮鸡蛋。医护人员准备了轻便的急救药箱，配备了医疗器械和急救药品。总务人员对全院物资无论带走的还是带不走的都进行了登记造册。终于在上级规定的时间内，全院的同志完成了繁重而细致的行军准备工作。

延安第二保育院的孩子和保育员

在离开延安前，张炽昌院长就一再强调“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孩子是希望，是革命的火种，大家抛头颅、洒热血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就是为了这些孩子们以后能够过上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1946年11月23日拂晓，经过几个小时的夜行军，队伍来到黄河岸边。考虑到孩子们普遍想看看黄河的好奇心，阿姨们带他们先到黄河边观察了翻滚的激流。等上船后，保育员们便反复叮嘱孩子们要乖乖地躺在驮床里，孩子们也因满足了想看看黄河的愿望，上船后都很安静，直至顺利抵达河对岸，并平安转移到渡口的山下林地中。就因为安排好的夜行军，赶在天亮之前渡过了黄河，整个队伍才躲避了每日追踪他们的敌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长出了一口气。

在晋绥解放区山西汾阳县柳林镇休整了两个多月后，1947年春天，队伍又继续开始了马背摇篮的征程。不过这次出发，换上了清一色的大马车，每辆车上放有十来张小驮床，使孩子们减少了很多颠簸。保育阿姨轮流或坐在车帮上、或跟车步行，随时看护照料着车上的孩子。

行至晋绥解放区的李家湾村子边，面前是一条宽阔的大道，路南有连绵不断的山脉，路北则是一片广袤的农田。就在这里，发生了这次转移行军中最惊险的一幕。

原来，一直尾随侦察的敌机突然发现了眼下是伏击的好地方，猛地俯冲下来。担任对空瞭望的战士见势连忙吹响了警戒哨。坐车的保育阿姨闻声跳下车，和随车走的人员迅速抱起孩子冲向山根儿隐蔽。就在此时，一匹受惊的马从远处飞奔而来，转眼间连车带马撞翻滚进田地里。伴随着翻车的撞击声，传来了孩子的哭喊声。敌机在头上盘旋，子弹在空中呼啸，保育员田喜英不顾一切地朝着翻车的方向奔去。马车翻了个底儿朝天，扣在小驮床里的孩子大哭大喊地乱蹬着。田喜英连忙把孩子从空档处拉出来，竟然是小班的孩子梁汉元。她抱起哭喊的孩子，飞奔向山脚下，小汉元得救了。其实，这个小汉元是保育院保教科副科长姚淑平最小的孩子，当时只有两岁半。姚淑平一直是把小儿子交由她11岁的外甥女帮忙照看，所以，孩子遇险的时候，姚淑平根本顾不上，她当时正抱着别的孩子冲向山脚。

“马背摇篮”群雕

两只木箱子的故事

两个木箱子是这次转移过程中仅次于孩子生命的重要物品，因为里面装着136个孩子和他们家长的花名册，以及保育院所有教职员工的档案材料。特别是那本手写的花名册，它是孩子们和自己父母相认的重要依据。从柳林镇出发时，保教科的党支部书记程宜萍负责保管这两个文件箱，因为人手不够，程宜萍还要负责照看四个保育院孩子。她自己的两个孩子和行李则由一头小毛驴驮着，由18岁的警卫员全超帮忙照看。

被称为院史馆“镇馆之宝”的，曾装着136个孩子和他们家长的花名册的木箱子。（供图/北京市六一幼儿院）

那是1947年2月9日清晨，为了安全地通过阎锡山的封锁线——正太路，负责转移掩护的部队集中火力拿下了阎锡山军队封锁的要冲——两渡口。当时，在此地聚集了五个单位两千多人的过路队伍，有中央党校三部妈妈队（由带着小孩的女同志或体弱有病的女干部组成）、延安中央疗养所、晋绥解放区民工运输大队、洛杉矶托儿所和延安第二保育院。按照上级指示，五个单位要抓住有利时机依序渡汾河，于是，夜里九十点钟，轮到延安第二保育院过河。在漆黑的夜幕下，一部分人走在临时搭设的简易渡桥上过河，另一部分保育员紧随由民工牵着驮孩子的牲口淌水过河。

正当程宜萍带着两只木箱和四个孩子即将到达河对岸时，突然听到背后同志喊：“快传上去！程宜萍的两个孩子掉进汾河了，大的救活了，小的淹死了。”消息传来，程宜萍悲痛万分，她真想马上回去，把自己的大孩子接到身边，但看着一对极其重要的文件箱和自己负责的四个孩子，还是克制住悲痛的心情，继续前进。

当行军转移队伍抵达太岳军区的韩洪镇后，意外地接到陈赓同志发来的电报，“程宜萍的两个孩子还活着”。保育院领导当即决定，将卫生科科长潘瑞珍医生、程宜萍和一名公务员三人留下，等待程宜萍的两个孩子。直到全超带着两个孩子随部队辗转二十多天，终于在韩洪镇把两个孩子交给了他们的妈妈，程宜萍才知道事情的经过，原来是孩子因牲口失足而落水，全超舍生忘死跳入河中救了两个孩子。

后来，队伍每到一个目的地，都有一些孩子凭着花名册里提供的信息，找到了他们的父母或其他亲人。136个孩子，最终都回到了自己温暖的家。

1949年9月，延安第二保育院历尽艰辛，终于来到北京。1950年，迁址北京的延安第二保育院正式更名为北京市六一幼儿院。

北京市六一幼儿院

北京市六一幼儿院是党直接创建并领导的一个革命摇篮，无论作为“延安第二保育院”，还是“马背摇篮”，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与贡献，她带着战争的硝烟、带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带着马背摇篮里长大的活泼可爱的孩子，从宝塔山到玉泉山，走过了70多年的光辉历程，为国家培养了数万名优秀毕业生，他们已经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骨干。70多年来，一代代六一人不忘初心，让红色基因形成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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