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时间客户端
2021-11-26 15:15
发表于山东
制作观象台天文仪器
天文仪器作为观测天象不可或缺的工具,在节气历法推算上起着重要作用。可是,当时测定天体位置的浑仪和简仪,以及测量日影长度的圭表,都是明朝正统年间制造的,因年代长久多有损坏,需要修理校验。如何处置观象台上原有的仪器,成了南怀仁掌管钦天监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汤若望在编制历法时,采用了360度制和60进位制,将一天的时间分为96刻度,替代了以往一天分为100刻度的做法,旧的天文仪器差错率高已经不再适用。康熙八年(1669),南怀仁向朝廷提出制造新天文仪器的计划,不久得到了准许,新仪器制造工作迅速展开。他指导工匠先用木头按每一种仪器的实际尺寸制出模型,在确认准确无误后,再用青铜浇铸。浇铸的零部件还需经过切削加工、校正等多道工序,最后才能配装。新仪器的制造和安装,耗时4年。康熙十二年(1673),随着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象限仪)、纪限仪和天体仪6件仪器在观象台上安放完毕,整体工程顺利竣工。
为了帮助中国官员熟悉使用这些仪器,在制造和安装观象台新仪器的同时,南怀仁还将各种仪器的制造原理、安装和使用方法等,详细记述,绘图立说,并于康熙十三年(1674)将16卷《灵台仪象志》进呈康熙皇帝。该书除了记录星象和天文仪器的制造方法,还记载了许多新奇的物理知识和仪器。例如,现在中学物理课本中提到的比重、单摆和自由落体运动,还有温度计、湿度计、光的折射和色散现象等方面的知识。
为表彰南怀仁制造天文仪器方面的贡献,康熙皇帝授予他太常寺卿职衔,赞他勤劳可嘉,所制造的仪器对天文历法大有裨益,可传永久。
南怀仁制造的仪器与16世纪末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所使用的观测仪器极为相似,装饰方面则具有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尽管当时还未引进欧洲的望远镜技术,但是较传统的天文仪器在制造和精度上都有很大提升。利用这些仪器,中国天文学家进行了长达200 年的观测工作。
北京古观象台黄道经纬仪(王韧洁 摄)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德法两国侵略者曾把这6 件仪器连同地平经纬仪、玑衡抚辰仪以及台下的浑仪、简仪平分,各劫走5 件。法国将仪器运至法国驻华大使馆,1902年归还中国。而德国则将仪器运至波茨坦离宫展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规定,1921年被德国掠走的这些仪器才归还中国。今天,这6件仪器仍然陈列在北京古观象台上,成为东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为平定三藩铸造火炮
康熙十二年(1673),为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康熙皇帝下令撤藩。同年十一月,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举兵叛乱。不久,靖南王耿精忠和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起兵响应,“三藩之乱”爆发。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康熙皇帝决定用武力平叛。考虑到吴三桂在云南经营多年,实力强大,加之叛军盘踞湖广、江西等地,易守难攻,平定叛乱必须要改进武器装备,特别要制造轻便火炮,以便清军在跋山涉水时使用。
康熙十三年(1674),南怀仁接到康熙皇帝的任命,令他尽心竭力制作一批轻型火炮。不久,南怀仁就制造出“轻巧木炮”样式进呈。为了尽可能减轻重量,除了炮筒等必要部件外,炮身多用木头制成。康熙十四年(1675),他与内大臣等人奉命到卢沟桥炮场测验,用木炮样品连放100弹,结果有90发命中靶心。铁弹穿透4寸(约13厘米)厚的木板,射入地下数尺深,而炮身坚固无损。康熙皇帝得知这一消息后,传旨按此样式制造。由于战事紧张,在南怀仁的指导下,朝廷派了大批工匠日夜赶制这种威力大又轻巧的火炮。
陕西提督王辅臣叛乱后,陕西战场急需当时威力最大的火炮——红衣大炮 。南怀仁带领工匠,只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便造出20门红衣大炮送往陕西。当月,清军准备进攻湖南,此时吴三桂的部将夏国相固守萍乡,十分难攻。在清军上疏请求增援后,南怀仁的大炮立即被运往平叛前线。这些大炮威力毕现,萍乡很快被攻克。吴三桂叛军的领地被分隔成两半,优势不再。不久,捷报从各地传至京师,红衣大炮的神威也传遍中国。
康熙十八年(1679)初,清军收复岳州,湖南大局已定。八月,康熙皇帝开始为进攻台湾做准备,令湖广运送20门西洋炮至福建。康熙二十年(1681),南怀仁又督造了240门“神威将军”炮。观看试放后,康熙皇帝大加夸赞:“尔向年制造各炮,陕西、湖广、江西等省已有功效。见今所制新炮,从未有如此之准者。”次年,授予南怀仁工部右侍郎职衔。
《清文献通考》和《大清会典事例》中有这样的描述,自康熙十四年至六十年(1675—1721),清政府共制造各类火炮905门,其中南怀仁参与制造566门,超过了总数的一半。如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门“武成永固大将军”炮就是南怀仁制造的,欧洲各大博物馆中也藏有他制造的大炮17 门,不过这些大炮都是1900年八国联军从中国掠走的。
康熙二十七年(1688),南怀仁因病逝世。康熙皇帝深感痛惜,特颁上谕一道,称他奉职勤劳始终不渝,赐谥号“勤敏”,以褒奖其功绩。这是在明清两代众多来华传教士中,南怀仁独享的殊荣。
文章引自:《国际友人在北京》,北京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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