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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子林 ：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理论实质与社会危害探析
来源：思想火炬
2021-12-23 09:18
发表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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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往往打着“普世价值”“全球话语”的幌子，在理论上通过论证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趋同性等，淡化乃至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危害甚大。“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理论基石是哲学基础上的抽象人性论，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政治观上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其实质是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性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潮，必须坚决抵制。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也称“去意识形态化”或淡化意识形态思潮，是指打着“非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淡化政治”“价值中立”等名义，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各种社会思潮的总称。[1]17在当今的现实场域中，“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主要表现为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民主社会主义等理论样态。“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具有十分鲜明的政治属性，它绝“不单纯是闲得无聊的理论家的时髦饰品和杜撰，而是经过周密思考的、有其社会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的思想观点”[2]508。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思潮的资产阶级性质是极其鲜明的”[3]603。对于这一深藏资产阶级利益诉求和价值理念的政治思潮，必须彻底剖析其理论实质，深刻认清其带来的严重社会危害。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以意识形态终结论为其较完备的理论形态，在不同时期不断生成名目不一、花样翻新的各种“新”理论，尽管表现形式多样，但究其本质，都是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性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潮。无论其如何遮遮掩掩，本质目的都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其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非意识形态化”[4]609。其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是服务于经济全球化时代资产阶级“和平演变”战略的极具思想迷惑性的政治思潮。
（一）哲学基础上的抽象人性论
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均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来构建其理论体系。新自由主义基于“经济人假设”构建其理论大厦，将人性理解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自私自利性。在这一理性经济人的理论基点上，新自由主义从骨子里排斥公有制，主张只有私有制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生产者的内在动力，最大限度地释放出社会生产力。与此同时，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主张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倡导个人自由高于一切，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在他们看来，社会是一种虚构的团体，个人是比社会更为“真实”或根本的存在。他们无视人的社会性，把人片面地理解为一个个的原子，主张个人是先于且高于社会的存在，个人利益高于社会利益，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他们甚至把个人与社群、社会孤立对立起来，全盘否定集体主义价值观。
历史虚无主义从抽象人性论出发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他们用人性论代替阶级论，竭力否定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在推动阶级社会历史变革中的进步作用，把革命描绘成疯狂和幼稚的表现，指责革命造成流血牺牲，带来社会动荡。在分析历史人物时也一味凸显抽象人性，不讲社会性，往往举着“客观”反思或重新评价历史的大旗，为历史上已有定论的反动人物、封建统治者、汉奸卖国贼等评功摆好，竭力描绘其生活中仗义、孝顺、慈爱的“另一面”，卖力渲染他们“人性中的闪光点”，突出“再坏的人也有好的一面”；而对无产阶级领袖、英雄人物等则竭力放大其“人性的弱点”，突出“好人也会有不好的一面”。更有甚者往往以人性趋利避害为借口，质疑和否认英雄人物的壮举。在他们看来，人都应该是贪生怕死的，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等英雄烈士的壮举不符合人性，因而在“人性化”的口号下肆意解构“英雄”精神。例如，《江南》杂志2003年刊载了一篇与著名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同名的中篇小说，作者在还原人性的幌子下把阿庆嫂写成了和反面人物胡传魁、正面人物郭建光都有两性关系的“风流女”。作者接受采访时袒露心机称，在他看来，样板戏《沙家浜》中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关系仅仅表现为革命关系是不真实的，“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这种关系是不正常的，还应该有夫妻关系以及另外的人性化的关系”[5]。历史虚无主义者说是把英雄请下“神坛”，实则把英雄推入泥潭；说是反对“拔高英雄”，实则是要矮化、丑化英雄；说是反对“神化”英雄，实则是妖魔化英雄，这就必然造成事实不清、是非不明，英雄的精神在一次次的歪曲、恶搞中被解构、被消耗，社会主流价值遭到损害。
“普世价值”论者抽象谈论人性、人权，认为人性优于阶级性，阶级性不过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和特定表现，唯有人性才具有永恒性和超越性[6]57。他们无视阶级社会中阶级性对人性的本质性规定，脱离特定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来抽象谈论人的共同价值追求，将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包装为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本质上是将资产阶级价值观普世化。
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点也是抽象的人性论和超阶级的人道主义。在民主社会主义者看来，社会发展的真正基础和原因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是一种康德式的“伦理道德原则”。他们将社会主义寄托在人性的要求与道德规律的基础上，强调社会主义的伦理内容及道德特征，认为符合人性的、善良的伦理倾向构成社会主义实践的可靠基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和实践社会主义原则的行动，都应符合这种善良的伦理倾向。他们将马克思主义曲解为经济决定论，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内涵，宣扬抽象人性论，以所谓“全人类价值”来掩盖和抹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之间的本质区别。他们将实现超阶级的人权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意义在于自由、公正和帮助，以此为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范畴，也是人权的基本内容。
不难看出，上述“非意识形态化”思潮都奠基于抽象人性论，其实，熟悉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都知道，经典作家早就在人性问题上作出过清晰的论述，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135。换言之，人的本质是由具体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关系是社会关系最突出的表达，阶级性于是成为人性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8]870
（二）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在历史观上持唯心主义观点，它们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历史的终结”，视为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它们无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缺陷，千方百计美化私有制，掩饰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法治等制度体系的虚伪性，并在世界范围内积极扩张资本主义的这套价值体系和制度模式。
就历史虚无主义来说，它不顾历史发展的规律，把历史发展和变迁背后的根源归结为人的主观意志，认为人们的思想动机是历史变革的根本原因，宣扬革命是某些个人的激进主义信仰和暴力情绪的产物，是“激进主义的产物”，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革命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把个人尤其是某些领袖人物的作用无限扩大化了。与此同时，从思想信仰层面解释历史发展的根源，颠倒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实质是一种唯意志论。
历史虚无主义习惯于用主观想象代替客观真实，在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把支流当主流，把现象当本质。例如，有人认为“要重新看待西方殖民侵略，是西方殖民侵略推动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使得中国由两千年的封建社会走向现代文明”[9]11。甚至直接表示“西方殖民侵略的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9]11。他们为侵略行径辩护，鼓吹“侵略有功”，认为“失败的反抗不如不反抗”，中国人民如果“不进行抵抗，也许早就现代化了”[10]166……此类观点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不去分析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和残暴手段，不去考察近代中国被迫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的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资源和财富被列强野蛮攫取的事实，却费尽心思粉饰太平，美化侵略，岂不正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吗？
（三）政治观上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在政治目标上是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他们“否定意识形态是假，否定马克思主义是真；限制意识形态概念是假，排除马克思主义是真。”[11]8
他们竭力攻击马克思主义是“过时的”理论，攻击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的学说，是已经“过时的”老古董。他们说，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都是打着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的烙印”，古典马克思主义已不再能确切地说明先进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他们认为，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与当今科技高速发展的现实已经相距甚远，马克思主义在认识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上有一定道理，但时至今日，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带来了西方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无产阶级正逐渐地被融合到现存社会结构中，成为现存社会秩序的肯定力量，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乃至于整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不再能说明现代社会的问题。实际上，现代科技的发展的确带来了西方社会的巨大变化，科技革命极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明显改善了生产工作条件和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关系和阶级冲突。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建立于私有制之上的整个生产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基本矛盾依然存在，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依然频繁地以经济危机的形式爆发。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技术非但不能说明阶级理论过时、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不能证明意识形态的终结，反而说明科学技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担负了意识形态的职能。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学者都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矛盾所在：一方面，科学技术造就了现代文明；另一方面，科技的力量沦为整个资本主义体制服务的共谋，从一种中立的理性走向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社会体制服务的奴仆。哈贝马斯说：“技术和科学今天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功能”“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掌管着的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了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12]68-69，就是对现代西方技术理性代替价值理性的尖锐批判。
他们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冠以“极权主义”之名加以歪曲和批判，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政治制度说成是扼杀“自由”的“通向奴役之路”，打着维护“自由”的旗号，攻击社会主义是把人们的“收入拉平”“财产拉平”，是最大的“不平等”，攻击社会主义是以“拉平”和“丧失效率”为标志的社会制度。他们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弊端，但却坚决否认从根本上变革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必要性，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民主社会主义则一面谴责资本主义，一面谴责共产主义，攻击它是“毫无人性的暴政”[13]147，指责“共产主义用恐怖手段榨取剩余价值和以危险的速度进行工业化，从而牺牲人民的需要，特别是牺牲农业的发展”[13]142。这些都鲜明表达了其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实质。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往往打着“普世价值”“全球话语”的幌子，在理论上通过论证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趋同性等，淡化乃至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危害甚大。
（一）破坏“两个巩固”，危害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宣传思想工作要为“两个巩固”服务，“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4]153“两个巩固”相互关联，前一个巩固是根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思想根基才可能坚实。
堡垒往往先从思想上攻破，一旦丢掉了思想阵线，其他阵线也很难守住。“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15]318苏东剧变，就是从思想文化领域打开缺口的,苏联东欧国家在实践中存在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教条化的错误，在思想理论建设上要么长期落后于社会实践，僵化保守；要么严重脱离本国实际，流于空谈。思想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阻碍了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步伐。后来他们在改革过程中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背离马克思主义原则，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政治多元化”，最终全盘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放弃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于是，在西方敌对势力的进攻面前，执政70多年的苏联共产党一夜间土崩瓦解，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毁于一旦，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严峻的事实给我们深刻的警示：思想文化战线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16]684。
我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长期面对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活动，敌对势力也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与我们进行激烈较量。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有所滋长，思想理论领域的噪音杂音干扰增大。其中，“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打着非意识形态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化，借口科学技术决定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破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1]35，其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指向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危害最大。
（二）诋毁“三大基石”，动摇信仰信念信心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提出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但是，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设社会主义有一些基础性认识，这就包括经济上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政治上以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专政，思想文化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就构成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年来的历史，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全力夯实三大基石，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充分激发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强大生命力的历史。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以交流思想、传播真知为幌子，借助学术研究、网络交流等途径扩张影响，无论是以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形式，还是以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形式出现，其理论主张都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就是要从思想理论上瓦解上述“三大基石”，消解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认同，动摇他们的信仰信念信心。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以抽象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为哲学基础攻击公有制，他们将私有制美化为最符合人性的所有制形式，将公有制视为“权责不清”“低效率”的代名词。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私有制下才会有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企业，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由于没有独立的私有产权，也就不会有独立的企业，因而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哈耶克将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等同，认为计划经济限制了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动力，对于满足丰富多样的社会需求来说，集中决策必然是低效率的。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倡导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他们谬称马克思主义钳制了人民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是“思想独裁”“专制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与思想自由截然对立起来，在“天赋权利”“思想自由”的幌子下怂恿民众自由批判马克思主义。他们将本质上体现和反映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抽象为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否定或歪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以此动摇整个社会主义的根基。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竭力诋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把党的领导说成“一党专政”，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不成熟时期或者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犯过的某些错误或失误来佐证共产党领导的“危害”，他们甚至将这些错误或失误进一步归咎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他们竭力吹捧西方的多党竞争制度，把它说成是彻底的自由民主的制度保障；他们攻击社会主义民主是以实质民主取代形式民主，并以此为最大敌人，“在这个世纪，民主的最大敌人是以‘实质民主’之名攻击此一‘形式民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关闭俄罗斯宪政会议宣布一党统治，此即在‘人民之名下’完成实质的民主。可是，预防独裁的真正制度安全瓣，正是形式上的民主。”[17]60-61
不难看出，“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在政治上是别有用心的，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传播蔓延就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侵蚀蚕食。邓小平曾经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18]144习近平指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19]33“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20]42-43“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消解的是人民群众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从而也就消解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延续，必须从政治上予以高度重视和有效抵制。
（三）弱化“四个自信”，误导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
一个没有自信的民族是难以承担起民族复兴的使命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经验清楚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改革开放和苏东剧变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昭示，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内在要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而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21]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以各种名目出现，但其实质是西方中心论，无论其冠以“普世价值”亦或是“民主社会主义”，或是其他什么名称，究其实质都是试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向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政治思潮。他们用“天赋人权”“自由至上”“平等博爱”等极具迷惑性的漂亮话语麻痹和蛊惑民众，殊不知人类社会的历史早已清晰证明，从来没有什么天赋的、自然的权利，权利从来都是在社会中获得的，“权利是社会利益关系的法律体现”[22]94。而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法律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反映和体现。因此，权利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的特权，而被统治阶级的权利就是履行统治阶级交给他们的义务。
他们以抽象的人道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彻底消灭剥削的诉求，宣扬阶级调和与社会趋同，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来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合法性辩护，强调现代科技在社会发展中不仅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且还成为了统治社会的力量，“在后工业社会里，专门技术是取得权力的基础，教育是取得权力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出现的人们或者集团中的杰出人物是科学家。”[23]397这样，资本对工人的剥削被掩盖了起来，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似乎都成为了科技发展的问题。“今天，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也作为技术，使自己永存并扩大化，而后者提供了膨胀着的吸收所有文化圈的政治权力的充分合法性”[24]135。他们以“福利国家”为资本主义辩护，认为“福利国家”是为全社会所有人服务的，阶级社会在向阶层社会转化，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只是一些收入、职业、生活方式等有差异的阶层，而阶级冲突、阶级斗争已经消失，“阶级斗争（冲突）（在计划体系下）成为旧时革命的怀旧病”[25]97。他们宣扬社会“趋同”论，认为无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在自我调整、自我完善，都在适应一种共同的要求：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思想自由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再是对立和对抗，而是走向和平融合。这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就没有了谁取代谁的问题，《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两个必然”的规律被其巧妙拒之门外。
问题已经很清楚，如果按照“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所主张的，脱离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对社会生产方式和基本矛盾、基本规律的分析，一味地谈论抽象的人道主义，将极具批判力的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为一种人文关怀主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18]41。如果按照“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所指引的改革方向走下去，就会走向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所一直期待并竭力促成的西方道路、西方模式，其核心就是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思想自由化。从根本上说，这就是要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将我们引向“改旗易帜的邪路”上去。习近平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改革的初衷是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坚持党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不能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不能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不能变。”[26]这三个“不能变”坚定清晰地诠释了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立场和方向，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根基在人民利益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定不移地坚持三个“不能变”原则，是我们筑牢思想防线，抵御“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侵蚀的底线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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