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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生：传播的“常态”与“变态”——关于西方对我国的疫情舆论战的解析与应对
来源：思想火炬
2022-02-15 09:31
发表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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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了充分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级研究机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强阵地功能、决策智库功能和学术殿堂功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了2020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好文章”评选活动，经过院内外专家三轮严格评选，从院属各单位推荐的我院在职人员2020年发表的216篇候选文章中，评选出“好文章”50篇。“马克思主义研究网”公众号特联合“新时代新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国际思想评论”、“科学与无神论”、“思想火炬”、“马经青年”公众号分期推出评选出的50篇“好文章”，以飨读者。
新冠肺炎疫情从暴发至在全球大流行，世界有两个火热的“战场”：一是各国广大人民合力面对的“抗疫战场”；另一个则是各类信息纷繁活跃的“舆论战场”。在抗疫场，新冠病毒仍持续扩散；在舆论场，一些西方势力人为制造的主要针对中国的“信息病毒”亦在疯狂扩散。这场“硝烟弥漫”的疫情舆论战，既是美国基于固有意识形态的战略传播“常态化”的延续，也是在世界秩序和传播生态更迭过程中其舆论战术的“变态”升级，我们应透过“虚”的舆论表象面向“实”的问题，从而通过升维传播战略以积极应对。
从进程和议题变化来看，西方对我国的疫情舆论战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疫情暴发至中国全力抗击国内疫情期间，主要议题是“中国病毒论”，对中国进行“污名化”。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通过大肆炒作“中国病毒论”“武汉病毒论”对中国污名化，如《华尔街日报》在2020年2月3日刊登《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报道；或者幸灾乐祸地攻击中国政治制度，如德国之声在2020年2月6日报道《这不是冠状病毒，是“官状病毒”》；或者唱衰“中国经济”，如《纽约时报》于2020年2月11日刊登文章《“就像中世纪的欧洲”：新冠疫情重创中国经济》。
第二个阶段则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全球大流行阶段，西方舆论的主调是“甩锅”和“追责”。除进一步强化“中国病毒论”“中国隐瞒疫情论”之外，随着美国疫情的发展，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一些美国政客抛出“中国趁疫情之机扩张影响力”等“中国威胁论”，炒作“中国隐瞒论”“中国误导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劣品出口论”“口罩外交论”等，试图把自身抗疫不利的责任甩锅给中国，将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和反对派的质疑转移给中国。同时，一些西方媒体还煽动其他国家民众对中国产生不满情绪，如《纽约时报》于2020年4月17日的报道《随着疫情消退，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在中国蔓延》。
从传播方式来看，西方对我国的疫情舆论战采用的主要套路是：先由美国官员发声炮制议题，接着由主流媒体跟进形成议程，再通过社交媒体造势扩散。以“中国病毒论”为例，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和政客就频频使用“中国病毒”“武汉冠状病毒”来称呼“新冠病毒”，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公开使用“武汉冠状病毒”，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在2020年3月11日强调病毒源于中国武汉，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0年3月16日在推特上也使用“中国病毒”一词。在美国主流媒体的哄炒下，欧洲国家的一些媒体也跟着“蹭流量”，“中国病毒论”在国际舆论场中不断升温，甚至一度登上了推特热搜榜。之后的各种“甩锅”“追责”“索赔”等议题基本也沿用了这个传播套路。
从话语来看，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疫情的这些报道，其标题多是采用“扣帽子”的“大批判”话语，尽管在形式上“图文并茂”“有图有真相”，但其内容根本经不起分析，多是完全没有事实和根据的道听途说，并使用断章取义、栽赃陷害、双重标准等诸多手法对受众进行情绪“煽动”和心理“暗示”。例如，2020年3月8日，《纽约时报》官方推特在20分钟内连发2条推文分别评论中国和意大利封城，认为中国封城损害了人们的自由和生活，而意大利封城则是牺牲经济阻止疫情蔓延。《纽约时报》对中国和意大利采取的相同举措所持的两种截然不同态度可谓“黑白”分明。
从表象上看，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格局中，针对中国的这场疫情舆论战看上去声势颇大，亦对民众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0年4月21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约66%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创下2005年此项调查开展以来的最高水平。姑且不论这种调查是否具有科学性和能否代表真实的民意，但通过设置媒体议程和民意调查影响舆论，影响大众心理和鼓动民众情绪，是美国政治传播惯用的伎俩，其目的就是要操控民众的政治态度并煽动他们的情绪。因此，对这场舆论战，我们不仅要看到其“虚热”的一面，更要重视其背后的遏华战略和美国政客的“良苦用心”。
西方对我国疫情舆论战的一系列“表演”不过是政治博弈、意识形态偏见、固有议题、媒体属性的一种“常态”性延续。首先，从政治博弈和意识形态上来看，遏制中国、攻击中共是美国反华政治势力及其喉舌的常态，无论中国体制多么优越、中国取得了多大进步，都被信奉霸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美国视为“威胁”，其利用疫情舆论对中国进行“趁火打劫”，也就不足为奇了。其次，从美国多年以来的媒体议程来看，负面报道中国社会和抨击中国制度，以及对中西方采用双重标准是其主流媒体的“常态”性框架。从此次疫情的报道来看，美国媒体的大多议题基本上是“新瓶装旧酒”的老调重弹。再次，从媒体属性来看，批判政府和官员是西方主流媒体的一种“常态”，例如2020年4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的《特朗普还有人性吗？》一文直接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抗疫不利。此种言论在西方媒体比比皆是，因此，西方媒体在疫情期间炮制的对华舆论实属“常态”，勿需高估其影响。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西方对我国的这场疫情舆论战也存在几个“变态”因素，把握这几个“变”，有助于我们辩证分析其舆论战的影响。
首先，美国在世界秩序的变化中启动全面遏华战略。中国的崛起速度大大超乎西方预期，因此，美国政府升级对华的遏制战略，并率先打响了贸易战。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发布了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战就是在此种背景下发动的。2019年3月，美国启动“应对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旨在遏制“北京对自由世界日渐增长的威胁”。2019年年底，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干涉中国内政的《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足以反映出美国政界高度一致敌视中国的政治态度和战略。在贸易战、香港乱局的背后，是美国将中国视为其当前最大“威胁”而发起的一场全面战略博弈。
其次，美国在传播格局更迭中升级对华舆论战。冷战以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素来重视舆论战。配合着贸易战，在媒体移动化传播格局下，美国升级对华舆论战。2018年8月，美国政府专门整合并成立了新的对外宣传机构——美国全球媒体总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USAGM)。针对中国主流媒体的宣传，美国全球媒体总署计划由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推出新的全球华语频道，24小时播放软性新闻内容，以吸引全球年轻中文用户，宣传美式民主自由价值观。2020年2月，国会通过的全球媒体总署2021财年的预算经费高达6.37亿美元，由此可见美国对华的传播力度。而目前全球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都是美国新科技公司，因此通过升级传播体系对我国进行舆论战，从而达到蛊惑人心甚至制造动荡的目的，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诉求。在香港反修例风波中，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发挥了舆论动员和行动组织的作用。
此外，今日之美国媒体也处于衰落之中，其新闻职业精神在商业资本的侵蚀中丧失殆尽，关于媒体公信力的调查数据在最近几十年持续下降。而追求流量和眼球经济的新社交媒体平台，更容易在权力和资本操控下利用算法、大数据等新技术制造虚假热点和舆论泡沫。
在以上三重“变态”因素影响下可以看出，西方对我国的疫情舆论战之实在于美国强硬的遏制中国崛起的政治战略，其目的在于扰乱人心以阻拦中国发展。对此，不要幻想西方主流媒体会转变基调。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拓展国际传播，以在全球舆论场中提升我们的话语权。从此次疫情中西方的舆论战特点来看，我们更要加大决心加快舆论传播战略的升维，更为积极主动地构建新时代中国的大国形象。
第一，以抗疫为契机，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传播理念和价值观上升维。突如其来的疫情，以一种极端化的方式将全人类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验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极端重要性。因此，我们应当大力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将其丰富具体到抗疫行动、对外援助和抗疫传播中，并使之成为超越西方抽象的人权、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的高维理念。
第二，在舆论生态变局中升维传播战略，采用更为积极主动的分层传播和精准传播，在全球舆论场中提升中国话语的传播强度。在传播格局日趋复杂的当下，舆论场是最积极、敏感和活跃的“发声较量场”，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圈层化传播盛行的“后真相时代”，国际舆论场的非理性思维和情绪进一步蔓延，这就决定在这个场域中并不是谁有理谁就能赢得民心，而是不发声就没有理。谁的声音大谁就可能成为强音，并进而影响公众。
在抗疫期间，我们的传播策略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最初我们集中精力全力抗疫，但在全球舆论场中话语不多。而在疫情基本得到遏制之后，我国采取了更为积极的传播策略，尤其是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等官员为代表，主动积极发声并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主动发言与用户互动，在全球舆论场中大大增加了中国声音，有效对冲了单一的西方舆论。这标志着我国在国际传播中的战略升维。根据目前态势，一旦美国疫情稳定，西方有可能升级对我国的疫情舆论战，对此我们应有所准备，并提前加大积极主动传播的战略力度。
另外，在新舆论生态中，不同的平台和不同的用户，其话语差异极大，我们应采用分层的精准传播战略。例如，西方对我国的舆论攻击主要是在政治维度、科学维度、媒体维度三个层面展开，在政治维度和媒体维度的攻势较强，在科学界维度不仅没有什么反华的声音反而出现不少对美国政府的质疑之声。因此，在政治和媒体层面我们需要更多更及时地发声，而在科学层面，需要在病毒溯源等问题上强化科学界的声音。
第三，升维传播内容和话语，通过主动的话语和议题建构去设置议程。从应对舆论战的话语来看，一般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谦谦君子”模式，即不出声不应对不辩解，继续沉默地“出血流汗”和“无私援助”，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有效，但对于国际舆论活跃的话语空间是无效的，此乃下策。第二种模式是“辩争对掐”模式，即辩解和争论，这种方式虽易陷入纠缠不清的“吵架”状态，但会增加我们的声音，比不出声效果好，此乃中策。第三种模式则是“积极主导”模式，即我们主动建构话语和议题，甚至是质疑性议题，在舆论中占据主动，此乃上策。
关于西方炮制的“甩锅论”和“问责论”，实际上漏洞百出，就连《纽约时报》都连续发表了《特朗普对世卫组织的指责合理吗？》《共和党“甩锅中国”策略的头号敌人：特朗普》等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应对疫情上的重大缺陷正是因为没有听从世卫组织的建议，而共和党试图把责任归咎于中国来转移人们对政府备受批评的新冠病毒应对措施的关注。此外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4月的调查显示，有65％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对疫情做出的反应为时已晚。因此，在议题的主动构建中，可挖掘空间很大，不必一味跟着别人的节奏走，而是可以主动推出新鲜的议题。此外在话语上，我们应针对不同媒体平台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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