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彦林：改口

文丨厉彦林

结婚是人生大事，婚礼是最精彩的人生华章。

中国人讲究婚仪，诸多礼数中，要数“改口”的分量最重，即新娘对公公婆婆、新郎对岳父岳母的称呼，要从之前的“叔叔阿姨”改叫为“爸爸妈妈”。这一声呼唤，将两个原本平行的家庭，轻轻牵连到一起。从此之后，夫妻双方的“你家”“我家”都成了“咱家”。这不仅是称谓的更改，更像在亲友见证下立下的一纸百年契约，将两个没有血缘的家庭系成世代相守的亲家。

《礼记》曰：“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原来因生产力水平低下、信息闭塞、男女交往受限，自然形成了尊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观念与习惯。因不尊重当事人的意愿，自由恋爱被扼杀，许多人一生忍受着“盲婚哑嫁”“凑合着过”的痛苦。因而戏台上最让听众动心的是那些流转传唱千万遍的爱情故事，像绣楼深锁的大户人家的小姐对婚事不情愿，父母却一心攀附权贵；女儿早已心有所属，父母却执意拆散他们认为不合适的姻缘……这类情节虽不乏戏说和夸张，但在锣鼓声与悲欢曲调中，隐隐照见了现实悲痛的一角和婚姻枷锁下寒心的真实泪光。

相较而言，现代婚礼上的“改口”仪式，显露出截然不同的意义。婚礼上，新娘望着对面公公、婆婆期盼的眼神，“爸妈”的称谓虽然在心中排练过无数次，话到了嘴边却感觉突然沉重起来。新郎也同样如此。站在岳父、岳母面前，头脑清醒地知道，叫过这一声“爸妈”之后，自己肩上便多了一份责任与义务。新婚夫妇互相“改口”的瞬间，象征着两个独立的男女真正融合为一个新家庭，交织着陌生、羞涩和承诺的重量，还有一种自主自愿选择亲人的幸福感和跨越家庭与血缘的认同感。对双方父母而言，多了一个儿子或女儿，这是一种相互接纳和融入的家庭仪式。

我的家乡沂蒙山区，群山环抱，交通相对闭塞，与外界联络沟通少，可老百姓更重诚守诺，儿女婚姻的大事主要靠父母张罗。当一桩婚事将近时，往往先请先生排排属相和生辰，看是不是命相相合，也叫“合八字”。这并非全然是旧俗的桎梏，更像是父母为儿女前程，向命运发出的一份虔诚问询，提前预防和破解子女的婚姻风险。在媒人的穿引下，双方家长约定见面，为子女订婚约、商婚期，叫“问口”。男方备下的薄礼与礼金，不在贵重，而在其承载的承诺与诚意。“问口”之后，婚姻得到双方家长和家庭的许可，便可着手筹备结婚事宜，只待良辰吉日。

在婚礼上，最动人心魄的，莫过于新婚夫妇那一声对彼此父母的“改口”。这简单的称谓转变，是夫妻情感融合的最终仪式，更是毫无血缘的两个人自愿选择成为一家人的最郑重的生命契约。

1985年春节前，我与妻子在沂蒙山区老家成了亲。

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结婚证制作得也很简朴，喜宴上提倡以茶代酒。虽有“改口”的环节，却不兴发红包。有些单位职工结婚，体面的贺礼还是一套《毛选》和一对印着红字的搪瓷缸。

我家在农村，婚事办得简单，没有太多的讲究和礼数。堂屋正中的毛主席像下方，贴着红纸剪的“囍”字，这是最重要的标志。妻子进门时，院子外边放鞭炮，我在院子里抛撒糖块，让大家去抢，送行的贵宾到单独的喜宴桌上喝茶休息。我和妻子有“三鞠躬”仪式，即向领袖像鞠躬，向父母鞠躬，夫妻对拜，接着敬改口茶，吃饺子，夫妻喝交杯酒。晌午前妻子完成对公公、公婆称呼的转变，接着开席喝喜酒。

我妻子双手从平口的枣木条盘里捧起第一碗茶，递给我爹。“爹，请喝茶。”我爹闷闷地“嗯”了一声，把那碗茶牢牢端在手里。

妻子接着又捧起第二碗茶，递给我娘。“娘，请喝茶。”“哎！好孩子！”娘的声音有意猛地拔高了几度，带着骄傲和高兴，还有不易察觉的哽咽。她高兴地接过茶碗，目光却久久停在儿媳脸上，笑着将茶一饮而尽，仿佛饮下了一份迟来的圆满。

“儿媳妇进了门，咱就是一家人了，啥事也甭客气。”娘嘱咐着，眼睛笑成一条缝。

我知道那声“爹娘”，如同一缕破云而出的阳光，瞬间点亮了家人积攒已久的期盼，驱散了寒冬满屋的寒意。

按当地风俗，结婚第三天，新娘要回娘家。当时，我岳父、岳母住在大山公社厉家寨中学，住的是有院墙的平房。因为那时结婚前双方父母没有集中见面的机会，也没有任何规范的仪式，“改口”就确定在妻子回娘家探亲的宴席上，因此我既期待又紧张。

对妻子第一次回娘家，父母很重视，尽最大努力往高档里准备礼品。他们精心准备了两块作为见面礼的猪肉，每块都是长条状，重五斤，切割得整齐划一、方方正正。这不仅仅是普通的猪肉，还是承载着传统习俗、隆重敬意和对新婚夫妻美好祝福的一份厚礼。

“十里不同俗”，沂蒙山区各地习俗也有差异。我老家这地方，五斤猪肉为一“刀”，称“二色礼”。这一“刀”特指从猪身上整齐地切下的一块重五斤的猪肉，通常是带肋骨的长条肉，肥瘦相间，形状规整，显得大方、体面。而且必须是一刀切下来，中间不能断开，预示着婚姻顺顺利利、圆圆满满。当然，五斤的重量也象征着“五福临门”，是个吉祥的数字。这五斤长条猪肉，再搭配上一捆粗细均匀的地瓜粉条，寓意婚姻“长长久久”。这礼物是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

为体现重视和“十全十美”的愿望，父母给我们准备了双份“二色礼”，还有自家养的两只处理好的大公鸡、两条红烟盒的“宏图”牌香烟以及点心、糖块等，算下来超过了“十色礼”。在当时的乡下，这已是倾其所有、最高规格的礼品和礼数了。

那是腊月里一个晴冷的早晨，口里呵出的气能瞬间凝成白雾。我和妻子一人一辆自行车，车把和车梁上还系着红布条。礼物主要捆挷在我骑的大“金鹿”牌自行车后座上，像个小山包一样。这不仅是沉甸甸的礼物，更是父母持久的操劳和全家人的期盼。走出村口，放眼望去，山岭、河沟、田野都覆盖着厚厚的松软的白雪，阳光照在上面，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寒风像小刀似的刮在脸上，心里却没有寒意。车轮碾过路上的积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其实路上并不寂寞，置办年货或走亲访友的乡亲，裹着厚棉衣，或推着手推车，或挑着担，偶尔也有骑上自行车的。虽然我们时而打着招呼，但因担心路滑，手始终不敢离开自行车的车把。

我们谈婚论嫁的那个年代，时兴子女接父母的班出来工作，其实各个家庭权衡来权衡去，接班的基本都是男孩。在县城，男青年多，有正式工作的女职工非常少。因而，男青年谈对象，找个有正式工作的女职工是很难的，有许多人只好回农村找对象。我妻子在县城有正式工作，她父母也都有正式工作，家庭条件非常好。我知道，岳父、岳母对我妻子宠爱有加，拿她当“掌上明珠”，妻子嫁给我相当于我夺走了她家的“宝贝”，岳父、岳母有些不忍心也实属正常。这份不舍，我全然懂得，也深深敬重。我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妻子在娘家时被父母万般呵护，无忧无虑地健康成长的模样。我娶走了她，就等于娶走了岳父、岳母半生的心血与期望。而我，即将成为接过这份守护之责的人，内心除了幸福，更充盈着沉甸甸的感念。我反复思忖着“改口”的那个瞬间——该在何时开口最为恰当？敬茶的那一刹那，还是敬酒的时候？语气应该怎么掌握？声音太大会不会显得鲁莽？声音太小会不会显得不真诚？这种仪式感带来的压力，让我心跳悄然加快，连手掌心都渗出了细微的汗。

我也深知，岳父、岳母心头最重的牵挂，无非是女儿一生的安稳、幸福。而我这位即将融入这个家的“新人”，正是要郑重接过这份责任，自愿成为她身后那棵遮风挡雨的树，为她撑起一片蓝天。今天，我将以新女婿的身份，正式融入这个家庭，开好这个头，让岳父、岳母放心。想到这里，我心底仿佛照进一片温煦的光，坦然了许多，脚步也坚定起来。

赶到妻子家时，已近午时。我原计划在席间郑重敬茶改口，将“爸妈”二字在仪式中唤出。谁知刚踏进小院，岳父、岳母便迎了上来，岳父顺手接过我提的礼品，岳母笑着直接唤我的名字，那语调亲切自然，就像呼唤自家孩子一样。

就在那一瞬间，我所有预设的紧张与不安悄然消散。我望望他们，那声“爸妈”竟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那声音自然得像溪水流过山涧，顺畅得如同早已在心底叫过百遍。

餐桌前坐得满满当当的。爷爷、奶奶坐在上首，岳父、岳母挨着他们，二叔、哥哥、嫂子、弟弟、妹妹围坐了一圈，暖意融融的。席间并无过多言语，唯有岳母不时轻声叮嘱，“尝尝这个”“多吃点”，将菜肴夹到我碗中。我起身向长辈们一一敬酒，在杯盏轻碰间，感受到一种无需言说的默契。我忽然懂得，最深的接纳，往往并非喧哗的锣鼓，而是饭桌上温暖的关照，与那句“要常回家”的朴素约定。

家里添人口是大事。饭后，岳父请的照相师傅已候在院中。我们全家到宿舍东侧那棵高大的塔松前，定格下一张无比珍贵的全家福。镁光灯闪烁的刹那，也为我生命中这崭新的一章，落下了温暖而庄重的注脚。

到2013年腊月，我儿子结婚时，我们跟随时代脚步，新事新办，一切从简。为让孩子尊重和珍惜婚姻，组织了一个隆重又简约的结婚仪式，现场嘉宾只限于爷爷辈、父辈、姑舅辈的人，“改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按济南的规矩，新媳妇跨火盆后，跪敬公婆茶水，就是“改口”仪式。火盆里火焰正旺，司仪声音洪亮地喊着“新娘子，跨火盆，日子红红火火——”新媳妇在大家的注视下，微微提起裙摆，稳稳地跨了过去。

跨过火盆，便是最重要的“改口”环节了。大堂正中是四把带扶手的榆木椅，分成两组，背后挂一张象征长寿与忠贞的松鹤画轴。我和妻子坐在左侧，亲家两口在右侧，儿媳妇由我儿子领着走到我们面前，丝毫不犹豫地半跪在早备好的红布垫上。那一刻，屋里格外安静，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这仪式上。整个流程庄重而顺畅，婚礼女管家用红漆托盘稳稳地端上两盏盖碗茶，送到儿媳妇面前，儿媳妇先双手捧起一盏，举过眉顶，声音清亮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音，对我说道：“爸爸，您喝茶。”

“哎！好，好！”我赶忙接过，碗是温的，茶是香的，心里是滚烫的。我轻轻抿了一口，那茶水仿佛一直甜到了心底。

接着，儿媳妇又端起第二盏茶，面向婆婆，抬起头，目光清澈而真诚，大声喊道：“妈，您喝茶。”

这一声“妈”，叫得我妻子眼圈一下子就红了。盼这一天，已盼很久了。她一边连声应着“哎！好孩子”，一边颤着手去接茶。刚抿了一小口，她就迫不及待地掏出那个早已准备好的大红信封。

“孩子，”妻子拉过儿媳的手，将信封稳稳地放在她掌心，“这是爸妈的奖励，咱家万里挑一的好媳妇！”

这信封里，装着崭新的10001元的“改口费”，寄托“万里挑一”的美好寓意。

当儿子改口称亲家公、亲家母“爸爸”“妈妈”时，我的心头五味杂陈，喜悦与不舍像交织的暖流与暗涌，在心底层层散开。虽早有心理准备，还是感觉怅然若失。

儿子牙牙学语时学会的第一个音节，喊出的“爸爸”“妈妈”是何等稚嫩清脆。如今，这声呼唤却稳稳地赠予了另一对父母。两个时空的声音仿佛在此刻交叠混淆：一声是萦绕耳畔多年奶声奶气的童音，一声是眼前沉稳坚定的成人宣告。

我的耳畔出现短暂轰鸣，心头一酸，视线有些模糊，用力控制着不眨眼睛，但微笑中却涌动一缕温热的酸楚。我明白，这并不是失去，而是一场庄重的交接。我们曾悉心守护的小幼苗，如今肩头上增添了责任，已长成有能力庇护另一个家庭的大树。

爱是人性本能。爱情从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两个相爱的人共同确立的亲密关系，它还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两个家庭、两个家族的关系。婚后，夫妻双方会逐渐融入彼此的家庭，并沿用对方的亲属称谓，基本不变。

正如生物学家所观察到的，绝大多数鸟儿，都是鸟爸爸、鸟妈妈一起承担筑巢、孵卵、育雏的工作。在孵卵期，通常是一只亲鸟留在巢中，而另一只出去觅食或者负责警戒，过段时间“换班”。人类的哺育，不像鸟儿离巢便各自分飞，倒更像老家的凌霄。父母是承接风雨的主干，祖辈与外祖辈则是深扎四方的根系，源源不断地将岁月的养分向上输送。而那个新降生的小生命，便是在这层层叠叠的庇护供养下，探出的最鲜嫩的那枝新芽、花苞。按中国人的传统，举行结婚仪式“改口”以后，夫妻双方各自有了四位长辈的呵护。当婴儿降生，父母自然要承担起呵护教育责任。环绕婴儿的，是一张由至亲至爱共同织就的更为稠密和坚韧的守护之网。这份用爱编织而成的代际接力能力，让人类的传承超越了本能的协作，成为一种温暖心灵的文明奇迹。

我们常说，“改口”承接的是血脉亲情的融合与延续。我一位好朋友李先生，女儿在国外找了女婿，洋女婿在婚礼上将往日对二老的直呼其名，改成了“李叔”“李婶”。老李夫妇嘴上爽快答应着，心里却泛起一丝异样，缺少“一个女婿半个儿”的亲昵。此种做法若在国内，会被视为“不懂礼数”；而在跨文化的场景下，它更凸显出姓名与称谓之间那层源于文化根基的、更为复杂的情感隔阂。

近代以来，我们与世界相遇，始于老祖宅的大门被列强不由分说地撞开。从最初不得不“仰视”闯入者，到积攒了些家底后终于“平视”，这种心态的调适，恰如一次漫长而艰难的“改口”。它不同于新婚夫妇在婚礼仪式上那声甜蜜的改口，却同样关乎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究竟如何评判和安放自我，并与他人相处？当真正有了实力、定力与自知、自信后，不再需要仰视的惶恐，也无须俯视的虚张，只须不卑不亢、坦然平视，既能与八方来客平起平坐，又不吝于赞美他人的长处，也敢从容展示自家之宝。

再回归家庭内部，磨合与摩擦本是婚姻的常态。仔细观察爱情的纹理、逻辑和轨迹，还会有痛苦、心酸和苦涩，甚至面临生死考验。现在物质生活条件好了，为什么许多夫妻之间反而更容易恶语相向？为什么由原来想早回家变成想早一点离开家？“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矛盾的背后往往是一堆问题，这与家庭结构的深层变迁有关。传统中国家庭人口多、数代同堂，强调集体意识与互相依存，成员间也需要习惯于包容奉献。而当代年轻人多为独生子女，更强调独立自我与个人边界，有时这会导致夫妻间不尊重个性成长、边界模糊、控制欲强、沟通不畅甚至相互内耗。若再遇上一些长辈催婚、催生，极易被年轻一代视为对个人权利的冒犯。由此可见，“改口”必须“改心”，新时代的家庭关系，需要在“我们”的共同体意识与“我”的个体价值之间，寻找到健康的、彼此接受的平衡点。既不能退回过分强调奉献牺牲、压抑个性的家庭“集体主义”，也不能倒向孤立、疏离的“完全自我”，应齐心协力地书写好新的家庭答卷。

当年我们夫妻俩“改口”称呼的爸妈，经过近四十年的相处，最终都像亲爸亲妈一样，血肉相连，不分彼此。如今他们都已离开我们，去了天国，想起来时常热泪洗面。当经历人生风雨与磨难后，才真正领悟人生的真谛：结婚时改口的那声“爸妈”，不是唇齿间简单的生涩符号，而是血缘亲情的构成要件，是沉甸甸的信任和责任担当。“咱爸”“咱妈”的离世，让我的心灵世界永久性地塌陷了半边，严重倾斜。滚烫的泪水，既有无穷的伤痛和苦楚，更多是无限的感恩与刻骨的怀念。

婚礼上那声“爸妈”，对应的从不是天生的亲人，而是我们亲手选定的家人。是身份的定位，是亲情的缔约，是命运交握时郑重的诺言。在漫长岁月里，千万次自然而然喊的“爸妈”，化作了晨起的一碗热粥，病榻前悄然握住的手，灯下闲话家常的笑语，深夜里那盏为你而留的灯……所有这些细密如织的日常，都是那纸契约的延续，让两支独立的血脉，同乘一艘叫作“家”的命运方舟，共度人生的冷暖春秋。

赶 喜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老家沂蒙山区的婚事热闹，有一半是“赶喜”烘托的。这风俗就是些口齿伶俐的乞讨人，趁人家迎亲嫁女，以贺喜的名义，上演一出夹带着锣鼓与唱词的文明乞讨行为。这是喜事的画外音，更是民间智慧为生活点缀的一笔暖色。

我至今还记得他们的模样，多是头发花白的干瘦老头，肩膀上搭着个长时间未洗、有些脏乎乎的布褡裢，工具就是一张嘴和一副竹板。他并不硬闯，只站在喜主家大门口，或是人声鼎沸的院墙边。时机拿捏得很准，正当新娘入门，喜庆气氛最浓的一刹那，只见他手一扬，竹子做的“呱嗒板”便呱嗒呱嗒地响起来，清脆而有节奏，或用一双筷子，叮叮当当地敲打着手中的粗瓷碗口。紧接着，他那或沙哑或高亢的唱腔响起，唱词便随之流淌出来：

朝里望，朝里望，

一望望到影壁墙；

影壁墙后梧桐树，

梧桐树上落凤凰；

公的点头母的叫，

一唱一和拜花堂；

拜花堂，入洞房，

洞房里面卧鸳鸯；

北头睡的状元爹，

南头睡的状元娘；

今见麒麟送子忙，

明年遇上状元郎……

听到如此这般贴心的吉利话，管事的赶忙将白面馍馍、米饭、点心，乃至一碗肉菜端出来，放进他的褡裢里。若遇上阔气的人家，还会敬上一包烟，端上一杯喜酒。这时的“赶喜”人，也往往使出他的“拿手好戏”，不慌不忙地从那万能的褡裢里掏出一截鞭炮，用烟头点燃。大家知道，那不过是一盘鞭拆成了两三截，但就在那噼里啪啦的脆响猛然炸开的瞬间，一种“喜上加喜”的惊喜感还是在人群中弥漫开来。到了这个份上，喜主家也乐于凑个圆满，必定再给些喜钱。这不是施舍，而是一场心照不宣、增添“喜气”的公平互换。

如今，这样的场景在沂蒙山区也近乎绝迹了。人们生活富足了，“要饭的”这个词也落入了历史尘埃。婚礼也大都搬进了酒店、饭店，有了专业的司仪和音响，一切都很现代，光鲜亮丽，却也少了那份沾着泥土，粗粝而蓬勃的生气。那一声声呱嗒板响，敲打出我们再也回不去，热闹却又温存的故乡。

2025年国庆前夕，我专程赶回莒南县城，参加二妹妹家外甥的婚礼。亲戚家有喜事，说什么也得回去贺喜，共享这份浓浓的喜气。新娘子预计九点到，我和妻子早早换上盛装，赶到二妹家宿舍楼下等候，第一时间见证新人进门。

二妹家在宿舍门口搭起了喜庆的拱门和帐篷。二妹妹和妹夫天不亮就忙起来了，脚不沾地地招呼宾客、安排座位、递烟分糖，处理各种突发状况。他们脸上挂着汗珠，眼里却闪着光，那高兴混杂着辛苦、焦灼与幸福。

吉时将至，天公竟飘下细密的雨丝。这雨来得正好，立刻让人想起老家那句趣谈，“小时候啃鸡头，娶媳妇下雨”。我笑着打趣：“莫不是咱外甥小时候偷啃鸡头了？”一句话逗得众亲友哈哈大笑。细雨沾衣不湿，反而给喜庆的日子添了几分诗意。妻子插话：“这喜雨来得巧，是不是也来‘赶喜’？”

新媳妇乘坐的挂着红绸布的婚车进院了，迎亲的亲朋按原来的设计顺手点响了鞭炮。“贺喜喽，贺喜喽”，两位“赶喜”的汉子迅速拿出了一副贺喜的红对联。这一波热闹刚告一段落，另一支“赶喜”队伍如一支埋伏已久的奇兵，骤然从看热闹的人海里冲了出来。

这十位中老年妇女，岁月的风霜在她们脸上刻下沟痕，却丝毫未能熄灭她们眼中那团灼热的火苗。她们身着平日里绝不敢穿的衣裳——绸缎面料，颜色是饱和度拉到极值的正红、明黄、翠绿、宝蓝，上面印满大朵牡丹与展翅凤凰。这身打扮不仅时尚，更像一种原始生命力的勃发，带着一股不管不顾、非要把喜庆燃烧到最旺的泼辣劲儿。

领头的老太太一个眼神，她们便亮开嗓子。先是一曲《结婚啦》，嗓音带着泥土的沙哑与阳光的敞亮，紧接着，《喜洋洋》的曲调裹着浓烈的沂蒙山风扑面而来：

太阳出来喜洋洋，

主家今天娶新娘；

主家办事真排场，

八方宾客笑声爽！

喜洋洋来喜洋洋！

喜——洋——洋！

她们围着车头、车门，一边有节奏地舞动身体，一边反复吟唱歌词，将婚车紧紧围住，不让新娘子下车。这分明是一场富有沂蒙山乡土气息，色彩最艳丽、感情最质朴、祝福最直白的喜庆风暴。歌声一遍遍重复，直白、质朴，却有着攻城拔寨般的力量，硬是构筑起一道热情洋溢的屏障，让新娘子一时半刻下不了婚车。

院内的宾客被吸引过来，街坊邻居也出来沾喜气，站在远处笑着观看这动人的一幕，无人阻拦，因为这本身就是“规矩”的一部分，是“喜闹”，是必经的程序，是对新娘子的一种另类的“重视”和“挽留”。

那群“赶喜”人正围拢在鞭炮未散的青烟里，身影在缭绕的烟雾中晃动，看不真切。他们扭动着身体，与其说是跳舞，不如说是一场尽情的肢体挥洒——动作虽无章法，却格外卖力，手臂张扬地伸展，步态笨拙而殷勤，透着一股淳朴的、只为讨一份喜气的热烈。

原来，“赶喜”队带头的妇女正与婚礼司仪低声商议。二妹夫见状，忙笑着走上前去，好话解围：“喜事欢迎赶喜的，新人回家最要紧，喜钱咱往高了给！”司仪便顺势取出几个红包，递到那妇女手中。

那妇女接过红包，当面点清数目，随即抱拳一拱，亮开嗓子喊出一连串“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白头到老”的吉祥话，声音清脆如炸裂的喜炮。说罢，她深鞠一躬，回身朝舞队一扬手，那一行人便收了架势，转身朝大门外走去，干脆利落。

鞭炮的烟雾渐散，刚才还喧闹拥挤的婚车旁霎时清出一条路来。天空那细软的雨丝善解人意，悄然收停，只留下一个被洗得清润透亮的世界。

司仪一声清亮：“吉时已到——”所有嘈杂声沉寂，所有目光聚到一处。婚礼最庄严的篇章——拜堂，就在这雨后初霁的澄明中从容登场，溅起一片掌声。

我感觉这“赶喜”的队伍，就像一群闻着喜庆气儿飞奔而来的候鸟，从城市的缝隙或乡野的角落振翅而至，在缭绕的鞭炮声和宾客的喧哗间，敏捷地啄取属于自己的那份犒赏，而后毫不留恋地转身，奔赴下一场正在酝酿的欢庆。这红彤彤的、光鲜亮丽的婚礼画卷，好像突然抹上了一笔浓墨重彩的大写意，虽然意外，却又默契。

“赶喜”最重要的是时机，讲究的就是一个“赶”字，主要集中在婚礼那天的几个时间节点。最早出现在新郎接新娘的迎亲之时，在新娘家门外“拦门”道贺，称“赶早喜”。

最关键、最有利的时机，是迎亲队伍接上新娘回到新郎家的村口或门口，赶喜者拦婚车、挡新娘下轿或下车，婚车被团团围住，又说贺喜的话，又表演节目，有时还放鞭炮，将喜庆烘托到极致。此刻，为保新娘顺利娶入门，主家也最大方。

如果没赶上正点，在婚礼仪式开始前，也可以抓住最后的时机巧妙地“闹一闹”。

结婚第二天，因为新娘子已经过了门，大家心情放松、高兴，原本“赶喜”的人，或是迟到了，或是刚得知消息，便把“赶喜”改成“道喜”“拜喜”“赶喜尾巴”，往最好处夸新郎新娘，说一堆吉祥话，也能分享到喜糖、喜烟、喜饭。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原来农家日子清苦，一年到头没多少喜事，谁家孩子当了兵、考上了学，或是家里盖了新屋、杀了年猪， 也有“道喜”“说喜”的。家逢喜事，有人“赶”来，往前凑合，总归是好事。

据史料记载，自晚清至民国时期，我国华北、华东、华中一些农村逐渐出现了比较专业的“喜班子”，以此为生的“赶喜人”开始形成固定的表演模式。他们不仅口齿伶俐、善于即兴编唱吉祥话，更掌握快板、地方戏曲选段等较为复杂的曲艺形式，以此为婚嫁人家“添喜助兴”。主家则依家境厚薄给予适当酬谢，渐成风俗，民间称“赏喜钱”。

新中国成立后，“赶喜”一度被视作封建残余受到批判。婚礼趋于简朴，反对铺张浪费，“新事新办”成为主流，许多传统仪式被取消。尽管“赶喜”活动仍在部分乡村延续，但声势大不如前。

改革开放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人口快速流动、城乡不断融合、传统文化的回归与复兴，“赶喜”习俗也开始复活。尤其在县城与乡村的婚宴场合，常见“赶喜人”骑自行车、摩托车穿梭于各喜主家之间。他们以“赶喜”之名，行讨赏之实，这一行为也逐渐从“同喜共乐”转向少数人谋生的手段，民间对其评价也趋于复杂和多元。

“赶喜”现象的浮沉，恰似一部微缩的中国近现代史。它从弥漫着人情味的传统乡土社会中生根发芽，在时代浪潮的裹挟下，一路蹒跚地跨入我们面前这个流动而陌生的现代社会。

若拨开历史的烟云，这项民俗活动最动人的韧性，正在于它回应了人性深处始终未变的期盼：对吉祥的向往与对喜悦的共鸣。那此起彼伏的祝贺声，形式虽随时代而变，内里跃动的仍是一颗为婚事点亮仪式、增添光彩的朴素初心。

“赶喜”这种传统民俗，至今还热热闹闹地活在民间。谁家办喜事——结婚、做寿、升学、搬家、开张，总有那些能说会唱的“赶喜人”不请自来。他们嘴皮子滑溜，吉祥话一套又一套，像连珠炮似的往外蹦，“凑热闹”“添喜气”，把喜庆气氛烘得足足的。这么一来，户主添了喜气，“赶喜”者得了赏赐，观众添了乐子，大家都高兴，这不正是老百姓最爱看到的热闹场面吗？

“赶喜”鞭炮的硝烟散去，“赶喜”队伍也转身汇入人群，如潮水般悄无声息地退去。刚才那震耳的鞭炮声与喊唱声已然沉寂，我依然穿着盛装站在街口，望着他们消失的街角。那里只留下陌生却温情的背影和满地五彩的纸屑，和一个在我眼中日益寂静却让我无比眷恋的故乡……

2025年10月13日于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