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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现代化可以说是21世纪人类发生的最重大事件之一，我们不仅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且要在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式现代化无论是其结果，还是其过程，都会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在哪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透视和研究。

  在国际社会中，关心中国现代化的学者很多。也可以说，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会引起如此众多国际社会学者的关注。这种关注像浪潮一样，一波接着一波。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就引起了美国一批研究现代化问题学者的深入讨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一批著名教授从1974年12月开始酝酿，经过1977年2月和11月、1978年4月和9月以及1979年5月和10月多次研讨修改，于1980年出版了《中国的现代化》一书。在这本书的最后，作者带着重重疑虑对中国的现代化提出了很多问题。

  第一，关于民生和分配方面的三个问题。罗兹曼、布莱克和利维在书中连问了三个问题:“今后，城乡劳动人民能够减轻为了经济增长而放在他们肩上的重负吗?会增加新的军事开支而使他们无法减轻这种负担吗?为了提高效率，在各种工作单位里，强调平均主义和年资的报酬方式会让位于成就取向的物质刺激分配制度吗?”这些问题历史都已经给出了答案。首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城乡劳动人民并没有西方学者所讲的“重负”，不仅如此，改革开放40多年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大大提高，农民承担的农业税取消了，城市居民也获得了各种福利。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171元增加到2021年的近3万元，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到2020年底，我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我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九年制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4%以上。我国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10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多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9%，居民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21年的77.5岁。我国社会大局保持长期稳定，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粮票、布票、肉票、鱼票、油票、豆腐票、副食本、工业券等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票证已经进入历史博物馆，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曾经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其次，中国保持着世界上人均十分低的国防开支，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交审议的预算草案显示，中国2021年的国防支出为13 553.43亿元人民币(约2 090亿美元)，比2020年增长6.8%，人均国防支出不到150美元。2021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为7 405亿美元，几乎是中国的4倍，俄罗斯的11倍(654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40%，美国人均国防支出2 400美元，是中国人均的16倍，这种负担很重。最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分配制度越来越完善，不仅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而且确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一制度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的分配制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中国特色的分配制度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这种分配制度不仅有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勤奋工作、多劳多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有助于逐步解决收入分配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罗兹曼、布莱克和利维把中国的人口划分为四档，认为各档的付出和收入是不平等的，在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上又提出了一个问题:“8亿农民生活在多少自给自足的人民公社里，对他们来说，迁居城市的前景几乎不存在。这是第一档。第二档是城市的工人和一般人才，他们也通常没有调动工作和升迁的自由……第三档是近期刚刚吃香的专家，包括大学毕业生，他们具备的技能是稀罕货……第四档是少数的党内干部、政府官员和厂矿管理人员……这些精英分子一直掌管着实际大权。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将会怎样来处理这四档人之间的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首先，在我们国家，没有什么人群分档的问题，人群只是职业划分，没有等级区别。其次，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人才队伍建设，而且高度重视农业劳动力专业化以及城市工人队伍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人才队伍快速壮大，人才效能持续增强，人才比较优势稳步增强。我国已经拥有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不断优化、作用日益突出的人才队伍，我国人才工作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人才基础。再次，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社会的流动性，特别是教育制度的改革、户籍制度的改革、就业制度的改革等促使社会向上流动性加快。中国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越来越多，其中很多人成为工人，为国家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第三，罗兹曼、布莱克和利维又把问题域扩展至中国的政治场域，连问三个问题:“在新上台的务实派领导人指挥之下，这部官僚机器能够高效率地运转起来吗?与现代化国家经济合作的逐步扩大是否会导致中国对个人自由的进一步承认?在营养、安全、保健以及其他服务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达到的基本水准，在一个非现代化国家里确实是难以做到的。现在的问题是，在其他方面对现有资源的迫切要求面前，已经达到的水准会依据过去几十年经济能力的扩张和未来年月的经济增长而维持下去并有所提高吗?”首先，中国的国家机器从来就不是所谓的官僚机器，它是始终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机构。正是它的人民性，才决定了这一机构是能够不断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因此，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进行了多轮机构改革，包括党和国家机构的重大改革，使其运行效率大大提高，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2019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和国家机构履职更加顺畅高效，各类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更加适应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省市县主要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同中央保持基本对应，构建起从中央到地方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跨军地改革顺利推进;同步推进相关各类机构改革，改革整体效应进一步增强。”其次，中国公民的自由是由宪法充分保障的，不是因为对外开放被迫给予的。中国公民的自由权是特别充分的，并且一直在扩大之中。这种自由权利在新时代还会获得更大发展。2021年9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明确指出:“扩大公民自主参与和自由发展空间，完善人身权利、个人信息权益、财产权利和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保障制度，加强人权法治保障，提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知情权和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保障水平，切实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再次，中国的民生保障水平不断提升，民生保障从过去的营养、安全、保健等领域，扩展到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婴幼儿养育、老年人晚年看护等各个涉及广大群众生活的领域。

  像“罗兹曼之问”这样的问题，可以说伴随着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最近的一个问题，就是“傅高义之问”。2013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出版了《邓小平时代》一书。傅高义提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出现了不同寻常的高速发展，他的最后一次努力———南方之行———使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这种增长带来一个问题:当中国的经济规模开始与美国匹敌时，中国将如何作为?邓小平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会做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已经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十分明确的回答:到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将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

  自从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之后，一批又一批发展中国家都争先恐后地踏上了追求自身现代化的道路，但这条道路不是处处洒满鲜花和阳光的道路，往往会遍布荆棘和阴霾，无数矛盾、悖论将会显现在人们面前。有的国家辨不清前方是坦途还是深渊，于是现代化就陷入泥潭;有的国家在矛盾中挣扎，既想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又想维持社会稳定，缺乏解决矛盾的战略思维和正确理论，就陷入经济发展缓慢与社会持续动荡的恶性循环之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要破解各种陷阱和悖论，为发展中国家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雾霾。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二战后一些国家面临的现代化与国家独立性之间的悖论。二战之后，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赢得了争取民族独立的胜利，但随着冷战格局的出现，赢得独立地位的国家却面临一个矛盾的选择:保持主权独立，就无法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化，就要丧失主权独立的地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悖论?一是这些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决定了其现代化的依附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现民族独立的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基本是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特别是其政治经济体系是有等级秩序的，处在这一秩序最高层的就是西方少数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凭借自身的经济、政治、军事优势，把那些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纳入自身的经济政治体系，一些新兴国家正是在这种依附性经济政治体系中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这些国家遵循的是西方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其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制度被西方国家格式化了。事实上，实现现代化的这些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治的依附程度明显高于非现代化国家。二是外国援助的附加条件也加深了依附性。这些新兴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接受外国援助，而外国援助所附加的条件加大了依附性。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在1976年就指出:人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多边援助带有迫使受援国接受一定技术模式和特定发展战略的更大危险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用‘意向书’向请求援助的政府下达指示，指明该政府必须采取的经济措施，其中几乎一成不变地包含有使贸易和外汇体制自由化的内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忠告’总是极力主张经济稳定和自由贸易，也不管他人有寻求较为均衡的增长和较少不平均分配的要求”。这种“被现代化”的结果就是逐步丧失国家经济政治主权的独立性。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中国经济政治体系的发展是相对独立的，不受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系的“钳制性”影响。在经济上，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抵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消极影响，包括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在政治上，中国建立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这一国体和根本政治制度使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走在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上，不会成为其他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的附庸。正是在这种独立的经济政治体系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才能走得通、走得好。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我们通过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事业，确保和平发展道路能够真正持续走下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是保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也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由人民军队作为强大维护力量的和平发展道路，正是保证国家独立性和现代化相互促进的重要基础。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破解着所谓“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意味着动荡”的“亨廷顿悖论”。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对于致力现代化的国家，“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他强调，“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但“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产生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这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现象，不少国家致力于实现现代性，也就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以实现国家的稳定、繁荣和发展。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往往是反现代性的，特别容易出现动荡、混乱和失序。在这里，确实出现了某种悖论:追求的目标是稳定繁荣，过程却是混乱贫困。出现这种悖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现代化过程中，新的社会群体大量出现，这些群体之间的利益往往彼此冲突，而国家又没有能力解决这些冲突;这些国家实行的议会制度不仅不能促进最大共识的形成，而且会火上浇油般地加剧这些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多党制使国家现代化的目标无法达成一致，一个党一个目标，一个党有一个党的想法，各个党派之间相互攻击，甚至大打出手。纵观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这种悖论是不存在的。尽管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人口规模最为巨大、难度最为复杂的现代化，但整个过程不会出现亨廷顿所说的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先进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决定了它能够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以及各个社会群体凝聚起来，实现他们各方面利益，消除各种潜在的社会不满，不会造成社会动荡;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决定了它能够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不断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平衡好各民族具体利益;中国共产党努力建设一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态度特别坚决、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的民族地区干部队伍，确保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手中。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能够最大程度实现人民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不仅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重要的目标，而且能够充分发挥出人民群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作用。不仅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人民民主基础上的现代化，人民群众能够决定现代化的成果由谁共享、怎样共享。这样的现代化会不断释放出社会矛盾累积的压力，不会因为社会矛盾得不到释放而累积压力，从而造成社会大地震和社会大断层的状况。

  中国式现代化总是给人们以预料之外的惊喜，它总是在创造奇迹中印证着一些学者的判断和预言，在创造奇迹中不断使自身壮大。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实现罗素100年前的预言。1922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经历了1920年10月到1921年7月在中国9个月的讲学和考察后，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认识。应当说，有些认识在一百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体现出其睿智的一面。罗素认为，中国还远不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但这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机会非常大。机会首先在于中国的政治必须改变，要有一个好的政府与政治。他指出:“如果中国的政治状况不是太糟糕的话，那么，将来几十年间工业当有长足的进步。”应当讲，这一论断是符合实际的。罗素强调，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一个有序政府的基础上，中国不仅能够很好地发展自己的工业，而且还能够避免走西方那种私人资本势力过大、人民备受其压制的工业化道路。罗素说:“如果中国能建立势力巩固、信用卓著的政府，那么，工业的发展可免重蹈西方的覆辙。”不仅如此，罗素还预言说，只要中国能够实现国家独立，而且不走西方那种帝国主义道路，中国一定会给人类展现出一种全新的图景。他说:“如果中国的改革者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用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和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对世界可谓是尽了最恰当的义务，并且在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100年前罗素的预言正在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工业化不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一个给人类带来希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出现在人类文明的地平线上。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只有那些具有正义信念而且对人类进步有真正把握的思想家才能对中国的未来作出这样的判断。罗素的预见不仅是他作为思想家所具有的真知灼见的体现，也是他对中国情感的体现。罗素一直强调，中国从未侵略过他国。他指出:“如此说来，中国要胜于我们英国。我们的繁盛以及我们努力为自己攫取的大部分东西都是靠侵略弱国而得来的，而中国的力量不至于加害他国，他们完全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生存的。”中国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始终靠自身内生的力量，而不是靠侵略他人或者是殖民他国。中国从来不是寄生性国家，不会去把自己的躯体寄生在别的国家人民的身上，而是自力更生、发奋图强。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实现古德诺100年前的猜想。古德诺是美国大学教授，1913—1914年他被美国政府派往中国担任北洋政府的法律顾问。1915年8月上旬，古德诺在北京《亚细亚日报》上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古德诺提出:“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这篇在中国鼓吹实行君主制的文章，立刻被袁世凯及其亲信奉为推行帝制的理论基础。当然，这种逆历史潮流的理论必然破产。袁世凯推行帝制失败后，古德诺回到美国，继续研究中国问题。1917年秋天，他在波士顿的罗厄尔学院发表过一系列演讲。1926年，他撰写出版了《解析中国:观察》一书。在书的最后，古德诺提出:因为外来侵略加在这个国家身上种种灾难，这个民族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开始努力寻求自身的振兴，“我们丝毫不用怀疑将来会有这么一天———当然没人能准确地说出到底是什么时候———中国人民族性格中那些内在的、最基本的优秀基因又将重新焕发出青春，中华文化又将重领世界的风骚。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在世界的面前将奇迹般地出现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是一个有着良好秩序的国度。这样一个复兴后的中国将不负人们的期待，又将重新担负起她在历史上曾多次担负过的任务，向世界的其他民族贡献出她丰厚的文化积累，以补其他民族的不足”。尽管古德诺有那么一段极为不光彩的历史，因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摇旗呐喊的行径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他的这段论述却还是清醒的。今天的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中华文明正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更为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之中。马克思主义正在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成为广大百姓日用而不觉的内容，而且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成为共产党人的价值理念、行为规则。如实事求是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又是党推进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更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把中华文明中关于国家治理的观念转化为制度体系，把中华文明关于未来社会的追求变成一个又一个现实，把中华文明关于人生哲学的理念变成公民的道德要求。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式现代化以其伟大创造将载入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史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式现代化以其伟大奇迹撰写出人类现代化的新篇章;当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建成现代化强国时，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世界意义会更加鲜明、亮丽，更加耀眼、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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