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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军事学府，是为民族解放事业培养军政人才的革命熔炉，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树立了光辉旗帜。抗大政治课紧跟革命形势，将政治教育作为中心一环，注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在培养德才兼备的各级干部、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梳理和研究抗大政治课教学的设置，对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共产党在其走过的百年辉煌历程中，十分强调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对思政课建设都作出过重要部署。”[1]本文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为例，力图从历史背景、主要内容、教学特点、教学成效等方面对革命时期政治课开展情况作一探讨，以期对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有所裨益。

一、抗大政治课设置的历史背景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于1936年6月在瓦窑堡成立。1937年1月，学校随中共中央进驻延安，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这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扩大侵略、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了“大规模培养抗日干部”而作出的伟大战略决策。抗大是中共中央创办的最高军事学府，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光辉旗帜，是驰名中外的“窑洞大学”。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2](P99)1939年5月，毛泽东在《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中将其与黄埔军校相媲美，“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3](P187)侵华日军战犯冈村宁次当时声称：“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边区的一半”，“宁肯牺牲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五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4](P124)而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3](P188)的教育方针，为抗大的政治课指明了方向。

  1. 适应革命形势，奠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在抗日救亡背景下建立的抗大，始终将自己的命运与民族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挽救民族危亡培养大批抗日干部是其办学宗旨和要义，其政治课也是围绕这个宗旨和要义展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1937年8月，《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要求新阶段部队的政治工作要“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进行民族的与阶级的教育”，要“确立统一的政治教育制度”。[5](P426)为了确保抗大成为造就军政人才的大熔炉，抗大遵循《中央军委关于抗大工作的指示》中提出的“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其中“政治教育是中心之一环”，要“教育他们掌握马列主义”[6](P147-148)的具体要求，着重加强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教育，提高其思想认识水平。而针对学员提出到抗大到底应该学什么的疑问，1938年4月，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作《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的讲话中，指出在抗大“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具体来说即“要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3](P116)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总结大会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便是政治方向”。[7]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贯穿于抗大思想政治教育始终。

  2. 培养革命干部，提高思想认识水平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办学校培养干部。1931年秋，毛泽东即指出：“培养红军干部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向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经过学校培养的军政素质好的红色指挥员。”[8](P354)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减员十分严重，而保存下来的士兵都是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是党的干部队伍强有力的后备力量。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扩大红军”，进行“政治教育”。[8](P480-481)11月，他在向随行部队的讲话中感慨地指出：“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8](P484)面对扩大革命形势的任务，1936年5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中着重提出办红军政治学校培养干部的问题，“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要首先看明天，再来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谈。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9](P397-399)而毛泽东要求学员在抗大学习的第二样东西正是“学做干部”，[3](P117)并认为没有一定数量的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德才兼备、立场坚定的各式干部，无法战胜敌人。

毛泽东认为“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缺乏”[3](P59)的现象是一种“本领恐慌”，[3](P178)他将“本领”比喻为一个铺子，本来东西就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铺子要想再开下去，就必须进货，需要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和培养。此外，党的干部没有都在思想和政治上坚定起来，必须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为此，抗大从总校到各分校，着重强调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着力塑造学员坚定的政治立场和理想信念，以提高学员的政治觉悟和理论素养。

  3. 回击错误观点，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

针对当时存在的“抗大是统一战线的学校，不是某党某派的私有学校”，抗大更加适合统一战线的方法，“不应该讲授马列主义和阶级教育”，“三民主义是抗大的重要课程”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明确指出：“抗大不是统一战线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6](P148)从而有力抵制了错误认识的干扰，坚持了抗大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办学方向。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要求学员不要做“老粗的军人”，而要做“马列主义的军人”。[7]而在政治课程和军事课程关系的问题上，1939年3月，毛泽东、王稼祥、罗瑞卿等就改进抗大分校教育计划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强调抗大分校的政治教育占重要地位，至少应与军事教育列于同等地位。“因此，在政治课课程内容上，必须教列宁主义，这是政治上武装他们头脑的很基本的问题”。[10](P455)抗大四分校的学员结合自己的学习情况，在总结抗大政治教育的特点时也指出，抗大是培养革命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学员需“具备最远大最现实的政治理想，因此政治教育的课程：三民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问题和目前党的策略路线，这些课程是一般学校所没有的”。[11](P117)这些都表明抗大的性质和办学方向决定了其通过政治课加强学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二、抗大政治课设置的主要内容

1938年6月，抗大颁布实施《抗大组织条令》，规定“在政治上授以马列主义理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政策”，规定“政治课应加强马列主义概论、中国问题、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问题、政治经济学、哲学、民众运动等方面的学习与研究”。[4](P62-63)据此，可以将抗大政治课内容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 马列主义理论教育

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是抗大政治课的重要内容。中央领导如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王稼祥、李维汉等都曾在抗大讲过政治课。特别是毛泽东，从教学计划的制订到教学内容的设置都亲自过问，还挤出时间参与到抗大的教学工作中。1936年7月，他在参观用石洞改造的抗大教室和宿舍时，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4](P24)

1937年毛泽东住延安凤凰山麓时，为在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于4月—8月间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共6万余字。提纲共3章16节，第一章是“唯心论与唯物论”，第二章是“辩证法唯物论”，第三章是“唯物辩证法”。为了写作提纲，毛泽东准备和酝酿了近一年时间，认真阅读了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其他哲学书籍，如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张如心著的《哲学概论》等，所写几万字的批注，形成提纲中的一些论点的雏形。[8](P673)在此期间，毛泽东每周二和周四上午在抗大讲辩证法唯物论，每次讲授4小时，下午参加学员讨论，前后共授课110多个小时。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这次讲课所用提纲的第二章第11节“实践论”和第三章第1节“矛盾统一法则”。

在讲授中，毛泽东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实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内容，介绍了唯物论和唯心论产生的哲学根源，揭示了用唯物论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揭露了“左”和右的错误根源，使抗大师生深受启发和教育。学员杨超回忆了毛主席在抗大讲辩证法时诙谐幽默的情形：“毛主席说：‘人为什么长两只耳朵，就是要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兼听则明，防止片面性’，‘还有两只手抓工作，两条腿走路等，都含有既通俗又深刻的哲理。’”[12](P63)

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颇深的著名学者、教授，如艾思奇、吴亮平、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等都曾在抗大任教员。如教员吴亮平在抗大讲授政治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和货币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是“最发展、最丰富、最具体的”科学，从而加深了学员对资本主义实质的理解。[13](P184-185)而学员周抗则介绍了他在抗大政教班学习《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的情况。他说，在教学过程中，教员首先分析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然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具体细致的理解。通过学习，使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更深刻的体会。[14](P375-377)同时，学校特别注重学员对马列主义理论实质的正确理解，强调“必须使学生区别马列主义的字句与马列主义的实质”，“必须使学生领会这种实质”，“必须使学生学会善于应用这种实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15](P257)

  2. 中国革命形势与战略战术教育

为使学员了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军事上的两条错误路线斗争，加深学员对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的理解并积极投身人民战争，1936年10月，毛泽东给一期学员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系统总结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深刻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规律和人民战争思想等方面的问题，有理有据，让人心悦诚服。参加过抗大一期到八期的学习和工作的何长工在《抗大岁月》一文中谈到了毛泽东当时上课的情形：“毛泽东同志讲到对问题要多加分析和研究时，说：我们有的指挥员对情况缺乏研究，别人一鼓励就来了劲，结果事与愿违，成了一个鲁莽家。当毛泽东同志说到‘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时，有个学员越听越感到毛泽东同志讲的像自己，是自己经历过的事，于是，这个学员没等主席讲完课，就站起来说：主席讲的是我，今后我一定克服鲁莽的毛病。接着又有几个学员说：不！主席说的是我。”[16](P213-214)

毛泽东在抗大的多次讲演中都强调学习战略战术的问题，并将其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1938年3月，他在抗大干部会上讲道：“政治上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便是总的战略。”[7]同年5月，他在抗大第三期总结大会上再次谈到战略战术问题：“过去对战略方面比较忽略，军事顶困难也不过难到马克思主义的地步罢了！我们不要以为人家是连营长为什么要讲战略？其实大纲节目非要不可，黄埔也是有的。而且没有战略、战术也一定谈不好。”[7]有学员回忆了毛泽东于1938年冬的一个夜晚在抗大讲战略问题的情形：“除了论述战争的长期性以外，着重讲了指导战争是一种艺术。他说，我们要善于运用这种艺术，在抗日的战场上演出一幕幕精彩的戏来，不断打击和削弱敌人，壮大自己，逐步实现从战略上的劣势转为优势，最后打败敌人。他熟悉古今中外战史，随手拈来援引一些典型战例，把枯燥的战略原则说得生动活泼，深稽博考，引人入胜。”陕北的冬夜寒气袭人，又渐渐下起鹅毛大雪，大家幕天席地，“毛泽东几次欲停止讲演，劝同志们回去休息，大家却热烈要求继续讲下去。那真是一个感人的夜晚！”[17](P281)

为适应敌后抗战的实际需要，1938年冬，朱德提出到抗大六大队讲“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学员陈前回忆说，朱总司令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具体的组织指挥、行军宿营诸要素讲得清清楚楚，使学员们既认清了总的形势，又树立了克敌制胜的信心。学员们纷纷表示听了总司令的讲课，在军事上受到深刻教育的同时，在政治上也受到了很多的启发。[12](P66)张闻天当时在抗大负责编写和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这门课主要阐述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性质、任务、领导权、动力以及前途等问题，通过这些问题的讲解使学员认识到“共产党、无产阶级要争取革命的领导权，才能保证革命的彻底胜利，实现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理论结合实际，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17](P8)

  3.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中央文件精神的学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时期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也是抗大的一门重要政治课程，主要由毛泽东讲授。“西安事变”发生后，针对一些学员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不理解，认为是放虎归山的认识，为把学员们的思想统一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毛泽东在抗大操场给全校学员作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详细介绍了事变的经过，阐明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耐心说明释放蒋介石和联蒋抗日的道理。毛泽东形象地说：“过去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搞一擒一纵呢？”毛泽东还风趣地说：“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用赶毛驴上山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抗大学员表示，听了毛泽东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后，“思想豁然开朗，又经过认真学习和讨论，终于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4](P26)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抗大充分利用各地负责人聚集延安的宝贵机会，陆续请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贺龙等领导同志到抗大作学习六中全会精神的报告。在六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致信抗大政治部主任张际春，要求将六届六中全会文件发给抗大学员进行学习和讨论。为了贯彻全会精神，抗大作出了《为实现扩大的六中全会给予我们的任务而斗争》的决定，要求把贯彻会议精神作为全校的中心任务。为了更好地传达六中全会关于抗战的路线方针等，抗大一分校开设了“抗战理论”课，[18](P91)该课程以《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为教材，对学员进行抗日战争战略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教育。

三、抗大政治课的教学特点

抗大实行“政治方向”“工作作风”和“战略战术”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校风，形成了启发式、研究式、互动式等教学方法，具有鲜明的特点。

  1. 注重政治课教师队伍的充实和提高

第一，邀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根据地主要领导到校授课。毛泽东率先垂范，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都曾到抗大讲过课。学员李唯实说他们有“一流的教员执鞭任教”；[19]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的高级将领，如陈毅、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彭雪枫、聂荣臻、粟裕等都曾抽出时间到抗大讲课。抗大四分校开设的中国革命问题、统一战线等课程，由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彭雪枫亲自授课，陈毅多次到抗大九分校作专题报告；此外，抗大还聘请一些著名学者和知名人士到校授课，如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他们声望高、造诣深，讲授内容充实且有条理，深受学员喜欢。而对于校内各级领导，凡能胜任教学任务的都可上课，并从机关和部队选调军政素质高、又有讲课能力的同志到抗大任教，这极大充实了政治课教师队伍。

第二，注重对教员的思想教育。毛泽东要求政治教员要能经受长期的党性锻炼，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鉴于一些教员认为上前线立功才是对抗战作贡献而不安心后方教学的情况，毛泽东在1938年3月的抗大干部会、5月的总结干部会和12月的干部晚会上多次强调“要下决心在此教它二十年书”的重要性。认为教员“是教育干部的干部”，是“造学生”，“在后方训练干部，决不比前方作战差”。[20]强调教育工作就是革命工作，是非常光荣的工作，希望教员安心作教学工作，“不要五心不定”，不要妄自菲薄，要树立一生当教员和埋在清凉山的决心。这些针对教员的思想工作，有助于稳定教员队伍。教员王智涛回忆道：“毛主席的谆谆教诲、殷切的期望，使我豁然开朗，从此树立了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的决心”。[16](P241)

第三，加强对政治教员的培养。抗大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教员的培养：举办训练班，抗大第三期开始举办政治训练班，进行理论学习和教学法训练；推行“以老带新”，抗大第三期开始设立助教，通过听课、参与讨论等形式随资深教员学习；设立研究室，抗大第五期成立了为培养教学骨干而开办的政治研究室，研究室活动紧密联系教学活动；实行教育准备会制度，以大队为单位每周召集教员开教育准备会，讨论下周或下一阶段的课程要点，检查过去一周教学中的优缺点，并指出今后注意与改进的方法。[21](P118-119)

此外，还给予教员较高的政治荣誉和一定的生活待遇。教员杨兰史，被毛泽东称为“教育战线上的勇士”，他曾参与抗大的筹办工作并任政治教育科科长，讲授统一战线课程，长期坚持带病工作，用马列主义理论和革命斗争经验，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1938年10月因积劳成疾病逝。抗大为他举行了由朱德主持的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亲笔写下挽联，中共中央在悼词中称赞杨兰史是“忠于革命学校工作的典型工作者”。[21](P121)抗大关心教员生活，对教员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如1937年，抗大每人每天除有1.5斤粮食外，还有3分钱的菜金，小米饭、熬白菜是全校人员的共同伙食，但教员每月额外补助2斤大米、1斤鸡蛋和几斤面粉。[4](P375)

  2. 具体分析学员们的来源和特点

抗大学员来源多样，有党和军队的各级干部，有从各地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还有热忱支持抗日战争的爱国侨胞和国际主义战士。如抗大第四期学员中有青年知识分子，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子弟如张学良之弟张学思、杨虎城之子杨拯民、冯玉祥之侄冯文华等，有国民党的县长，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以及朝鲜、越南等地国际友人。[17](P41-42)

抗大在遵循总的教育方针的前提下，根据每期学员特点，在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上有所侧重。如抗大四期知识青年猛增，根据青年知识分子学员具有拥护党的抗日主张，富有追求真理的热忱，但缺乏实际的革命斗争经验，革命意志不够坚定等特点，在制订教学计划时，强调对知识青年学员重点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在课程设置方面也做相应的调整，调整后的政治课包括：马列主义概论、中国革命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但这些内容不是各个学员队都要全部进行，是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地设置。[16](P231)而根据抗大六分校的“第3营是政治营，抗日决死队的一批干部在这个营学习。这些人文化程度比较高，但也受阎锡山的影响。在这个营进行政治教育任务很重”的情况，在教学内容上加强了对这批学员的思想教育，教员在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专门批判了阎锡山“唯中哲学”或“二中哲学”，揭露阎锡山鼓吹“抗日准备联日”“联蒋准备反蒋”“联共准备反共”的反动本质，帮助学员认清阎锡山的真实面目。[16](P324-325)

  3. 充分利用各种政治教育资源

第一，利用革命歌曲充实政治课堂。有学员谈到为了配合“社会发展史”这门课的学习，教员编写出革命歌曲以增强记忆，内容有“社会发展史，人人需要知，原始社会无阶级，共产又共享”。革命歌曲使抗大政治课更加生动。此外，一批批抗大学子传唱着由凯丰作词、吕骥谱曲的抗大校歌：“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吕正操回忆道：“文化生活最大众化，最简便易行，最容易传播，最有战斗力的是歌曲。教战士们唱会一支歌，等于上了一堂政治课。”[22](P71-72)

第二，运用板报、墙画加强思想教育。抗大的板报、墙画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革命形势有较为详细的介绍，有效宣传了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而墙画、标语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已有指出：“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23](P35)

第三，利用校园活动提高思想觉悟。如抗大总校文工团从建团开始，就表演了丰富多彩的节目；抗大成立的俱乐部，不仅开展体育文化活动，还主持校联欢晚会，举办各类文娱活动，参加各种运动大会和集会，俱乐部还与宣传科密切联系，配合宣传科开展活动。这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有助于提高学员的思想觉悟，坚定学员抗日决心和信心。

  4. 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第一，将理论教学与实际行军有机结合。1939年7月，抗大总校以八路军第5纵队的名义东征。抗大负责同志将东进行军挺进敌后变成政治大课堂，强调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求各团在完成行动任务的同时开展教育和学习。不仅进行正规课程的学习，而且可以进行时事的、临时政治问题的学习。各党小组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召开党小组会，有针对性地做思想政治工作，在行军中教育考察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考察合格者及时发展入党。这既能不断增加党的新鲜血液，增强战斗力，又能激励知识青年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努力经受锻炼，造成积极上进的政治空气。抗大六分校还将背粮和教学结合起来，出发前，组织学员演练行军准备；行军中，边走边记，利用休息时间边学习边讨论，“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学习背粮两不误”。[16](P326)

第二，推行启发式与研究式教学。1944年3月，抗大十分校三期的教育工作总结中要求教育要带有启发精神，讲授过程中要带有启发性，从具体到抽象，从很多生动的事实中得出一般性原理。同时在启发的原则下展开热烈讨论，并进行积极的研究。毛泽东在抗大讲课时也倡导这种教学方法，他说：“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30分钟，让学员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解答。”[16](P215)

第三，采用双向互动式教学，强调以教员和学员双向互动的方式取代教师单向灌输的教学方式，调动学员参与到教学中。并在这一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精神，不同意见可以争论。“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的教学中，教员着重进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而不拘泥于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的个别词句”，[16](P232)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斗争经验，对教员讲授的内容提出自己的意见。

四、抗大政治课的教学成效

对于大多数学员来说，在抗大接受政治教育，是一次革命思想的启蒙和革命意志的洗礼。许多抗大校友回顾在抗大所受的教育时，无不满怀深情地说：“那既是启蒙教育，也是一辈子定方向的教育”，“对奠定革命立场，确立革命人生观，影响很大，终生难忘”。[16](P354)抗大政治部曾总结道：“只要在抗大学习过几个月（仅仅是几个月），接触了马列主义的真理，经过了斗争生活的锻炼，就会觉醒过来，就会老练起来，而成为优秀的抗日干部，坚强的革命志士。”[4](P339)

  1. 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坚定了理想信念

抗大严格遵守中央军委关于“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指示，以政治教育为中心一环，以教育学员掌握马列主义为首要任务，开设马列主义概论、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党的建设以及形势任务政策教育等政治课程。这些理论课程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实际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解答，从不同层面提高了学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提升了学员的政治觉悟和党性修养。特别是对于进一步认清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提高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辨别能力，以及提高思想认识水平等具有重大意义。如毛泽东在给抗日红军大学一期一科学员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充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深刻阐明中国革命的战略、特点、规律和人民战争思想诸方面的问题，使学员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路，提高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4](P20)再如社会发展史课，帮助学员理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树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抗大一分校的学员深有感触地说：学了社会发展史，使我们初步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革命理想，指导着我们坚定地走革命之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16](P320)

对于抗大政治课给学员带来的思想上的变化，正如有些学员多年后回忆的，抗大是一座革命大熔炉，实施的政治理论教育，着重于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重视形势任务政策教育，把养成教育与作风培养放在重要位置，并贯穿于日常生活中，使我们在政治思想上有了新的觉悟和认识，逐步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自觉养成遵守纪律、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好作风，为在尔后的革命征途上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打下了坚实基础。[17](P268-269)

  2. 造就了优秀人才，赢得了革命胜利

围绕着“创造具有高度民族意识的忠实于国家民族与社会解放事业的抗日军政干部，争取抗战胜利及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的要求，[24](P55)抗大总校从1936年到1945年的9年发展历程中，共培训8期学员；从1939年到1945年，抗大又先后创办14所分校，共计培养10万多名德才兼备的治党治政治军优秀人才，实现了“造就群众的、军事的、党的、政治的四种人才”的目标。[8](P633)据统计，一期学员中，就有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刘亚楼、耿飚、谭冠三、杨成武、张经武、张爱萍、邓富连（邓飞）等30多名红军高级干部。[4](P17-18)学员们毕业后，作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种子”撒向全国。

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干部很多是经过抗大培训出来的。解放战争中，他们又是人民解放军的骨干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不少曾在抗大接受培训的干部成为党、国家和军队的栋梁之材。可见，抗大造就的党政军优秀干部，为党和军队的发展壮大，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1941年6月，邓小平在庆祝抗大五周年的讲话中盛赞道：“几万个革命青年，经过抗大火炉的锻炼，一批一批地输送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抗大的威力，已经在全国每个角落里显示出来。几万干部在各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计的。”[25](P236)而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曾在抗大工作和学习过的学员中，被授予元帅军衔的有6人，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有8人，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有26人，被授予中将军衔的有49人，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有129人。

  3. 培育了抗大精神，体现了时代需求

1938年，抗大教员何思敬在《抗大动态》发表特约稿《抗大精神》一文，首次提出“抗大精神”。而抗大所培育和锻造的为民族解放事业而艰苦奋斗、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自尊、自立、自强精神的体现。这种“艰苦奋斗、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鼓舞着抗大学员抗战热情和昂扬斗志。抗大自创办之初，就克服了人手少、校舍缺、教学设备不足等困难，保障按时开学。在一期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告诫教职学员：“我们这里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是要我们艰苦奋斗。”[4](P17)为此，一期学员自己搬砖运瓦、修补窑庙、清理棚厩、整理石洞、开设马路等。1937年10月，三期学员和教职员，经过半个月的突击劳动，在延安凤凰山麓挖成了175孔新式窑洞，修筑了一条3000多米的盘山“抗大公路”。1940年4月，三分校开荒种地2000亩，新挖窑洞60孔。六分校为了解决粮食困难，开展大背粮运动，从武乡蟠龙一带翻山越岭，行走二三百里的崎岖山路，到平顺、昔阳等地去背粮。[16](P325)

此外，抗大学员活跃在各个战场，他们临危不惧、坚贞不屈、英勇斗争。如在1942年冀中五一反“扫荡”中，学员王安福身负重伤后，用自己鲜血将所带文件浸湿搓碎，最后停止了呼吸。[16](P277-278)抗大学员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一面战斗。枪杆子、笔杆子、锄把子，成为他们尖锐的武器，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用生命书写和塑造着“艰苦奋斗、英勇献身”的抗大精神，体现了时代需求，展现了时代风貌。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26](P10)抗大思政课内容充实，经验丰富，成效卓著。新时代，加强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特点和成效的总结，“掌握思想教育”这个“第一等的业务”，[3](P375)对落实思政课关键课程地位，解决“培养什么人”的价值问题、“怎样培养人”的技术问题和“为谁培养人”的使命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求是，2020，（17）.

[2]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3]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6]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0），第1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7] 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话记录稿介绍（上）[J].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1）.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9]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1]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抗大四分校校史资料选编[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12] 山东抗日军政大学研究会.抗大精神永放光芒[M].济南：黄河出版社，2005.

[13] 吴亮平文集，第2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

[14] 周抗哲学文集，下[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1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6]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院校·回忆史料[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17] 上海抗日军政大学研究会暨校友联谊会.抗大校友回忆录选集，上册[Z].上海：上海市新闻出版局，1999.

[18] 抗大一分校校史研究会.在敌后的抗大一分校，上册[M].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93.

[19] 李唯实.抗大琐忆[J].军事历史，1995，（4）.

[20] 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话记录稿介绍（下）[J].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2）.

[21]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史（1927—1950），第1卷[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4.

[22] 吕正操.冀中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23]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4]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第七辑）[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

[25]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1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6]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作者：丁小丽，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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